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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最优税制是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以来，信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理论和激励理论对最优税制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维克里和莫里斯的最优税制理论。
一、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基本内涵
不对称信息指交易的一方拥有另一方不拥有的信息，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使能够检验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通常表现为两种结果：一是信息占有优势方经常会作出“败德行为”；二是信息占有劣势方不得不为信息占有优势方承担风险，从而使自己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在现实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十分普遍，且影响很大，造成了占有信息优势方从交易中获取太多的剩余，出现因信息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导致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
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资源配置上的神奇功能逐渐为经济学家所认同。可是，经济学家却无法用精确的方式揭示价值机制的特性。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勒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阿罗—德布勒定理，他们假设社会上只有两种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情合理的特性，那么在消费者追求自己利润的前提下，一定存在一套价格体系，使得社会上资源达到最有效的利用。然而，他们有一个盲点：假设信息是完整的，消费者与生产者都拥有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完整信息。而现实生活中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1961年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在研究消费者购买冰柜时往往会货比三家然后再作出决策；厂家为了促销会以各种广告来提供产品信息这一现象时，提出了“搜寻理论”。英国的莫尔也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他认为政府拥有的信息有限，所以在设计赋税表时要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诱因问题”。但施蒂格勒和莫尔没有对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直到1970年，阿克洛夫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期刊发表了《柠檬市场》的著名论文，信息不对称问题才进入系统研究阶段，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通过引入“激励相容”等概念而把这类不对称信息问题转化为制度或机制设计问题，从而给这一领域开辟了新的分析道路。40年代中期，维克里便通过经济模型说明，为实现效率和平等的某种平衡，如何设计所得税制度。60年代米尔利斯发现了完善所得税制的解决办法，从而推动了人们对非对称信息下经济问题的研究，米尔利斯和维克里的理论贡献是在分析不完全相同的具体问题得出的，但它们具有共同性质——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从而构成了对策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二、维克里和莫里斯的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引入了信息的非对称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消费者、企业、和其他组织组成的经济体系由于存在信息收集成本和传递成本，个人和企业是可以掌握自身运行相关信息的，但政府却无法准确、全面地了解这一信息。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维克里和莫里斯的最优税制模型非常相似，在他们的模型里，政府的目标是让个体成员效用总值极大化，而每个成员都倾向于闲暇和消费，但他们之间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是不同的，他们各自对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清二楚，但政府却不甚了解。
与维克里的模型同理，让X代表个体成员的税前收入或“生产量”Y代表税后收入或“消费量”，个体成员间生产能力的差别用指数T表示，指数T较高的成员在完成给定的生产量X时，相对付出的努力较少，所用的工作时间也较少。规定T的范围是生产力为E的T类个体成员，例如以每周工作的小时计量，则生产量X=ET。这相当于维克里分析中的E=EW(X,T)=X/T。消费量C、付出了E的个体成员的效用就是U(C,E)。这里函数U的上升或下降依个体成员的消费量和生产力而定。如果一个工作周的长度为L，则余差Z=L－E就代表个体成员有待开发的闲暇。
政府要使全体成员的效用总值极大化，必须限定他们的所有消费不得超过生产总量。如果政府只了解到T类型的成员，那么它就只能按T类成员的特性要求每个成员去生产和消费，以此制定“最佳”问题方案。如果闲暇过多，全体成员的效用就会降低，尽管生产力指数较高。问题在于政府一方面要求个体成员间消费量的边际效用均等(以实现效用总额极大化)，一方面又要求能者多劳(以满足资源限制)。为取得这两个目标的均衡，效用就从较高的个体成员转移到较低的个体成员。效用转移的结果使生产力指数下降。这就意味着激励的矛盾就出现了。政府如果无法了解个体成员的类型T，而试图执行以上方案，那么个体成员出于自身的利益，会尽可能少地发挥其生产力。所以当个体成员一方掌握着生产力信息时，上述第一最佳方案是不可靠的。莫里斯试图寻求第二最佳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当个体成员一方掌握着生产力信息时，就必须通过一个税收函数对大家一视同仁地实行再分配。当税收函数为F时，每个T类型的成员都选择税前收入(生产量)X以获得极大效用U(F(X),X/T)。当个体成员属于T类型时，让X×(T)和Y×(T)分别为其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佳选择，让V(T)为其最终(极大)效用。
个体成员效用极大化问题如图所示。水平轴代表个体成员的生产量,X=ET,垂直轴代表其消费量Y，虚曲线指效用函数U的不同水平，不规则的实线指税收函数F。在税收函数曲线以下的阴影部分就是个体成员的选择部位。那么最佳效益水平V（T）可以在虚曲线与选择部位相交、与税收函数线相切的那一点上获得(如图所示在选择部位的边缘)。
因而税收函数F就是政府选择的目标，即政策杠杆。税收函数的每种属性，如累进性，只能从政府的最佳化问题中找到，这些属性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这说明，经济模型中这些至关重要的普通凸状假说是无法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最佳化问题——以全体成员的最佳化问题为前提就变得无所适从。
根据经验为效用函数加上合理的限量，使这一问题得到突破。有了这一限量，政府的最佳化问题就可以重新组合，关系到所有成员最佳化问题的限量就可以用效用导数DV(T)/DT的一个微分方程式代替。这一方程式说明，当个体成员T的类型发生边际变化时，相应个体成员的效用水平是如何随着变化的。该模型将T解释成“时间”，效用水平V(T)是在T时间的“状态”，微分方程式是状态变量V(T)的运动“法则”，个体成员T的生产量X(T)是控制变量。进而用庞特里埃根的极大化原理来解决这动力控制问题。
最佳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个体成员T的每种类型所需最佳生产量X(T)和最佳消费费Y(T)，可通过删除等式Y=Y(T)和X=X(T)中的指数T，重新用一个税收函数定义，Y=F(X)。政府最佳政策杠杆F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得以确定。
V(T)的微分方程式肯定会得出一个答案，凭这个答案个体成员T的每种类型都会选择生产量X(T)，这正是政府所希望的最佳选择，即X×(T)=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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