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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引咎辞职”似乎成了中国打击腐败、惩治庸才官员的又一有力手段，一时间，各地行政司法机关纷纷出台各种引咎辞职的规定。这些，的确形成了一派鼓舞人心的气象。对于那些只想当“太平官”的官员来说，“引咎辞职”的规定打破了“为官能上不能下”的传统铁饭碗，结束了他们可以无所作为的“好时代”。“引咎辞职”制的提出，可以说是长久来干部任用制度的重大变革。
但是，仔细一琢磨我们会发现，这一热潮的背后实际隐藏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首先，“引咎辞职”这一内在监督机制的运作缺乏具体的规范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官员应该引咎辞职？由谁决定他可以辞职？一般来说，“引咎辞职”意味着“辞职”是官员自我主动的行为。实际上，这个主动是官员在一定的标准下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但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由谁监督？其监督的依据是什么？在西方，桃色新闻，金融危机，涉嫌违法等等，都会导致官员辞职。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引咎辞职”一旦具体落实，恐怕会鱼目混珠，凭感情和热情办事。
纵观各地制订的应该引咎辞职的各种情况规定，堪称五花八门。因自身工作能力等原因，不能完成岗位任期内工作目标与任务的；干部考核中，民主测评结果“不称职”票数超过30％的；所在单位连续两个年度任期内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排名倒数第一的；闹无原则纠纷、影响班子团结的；对下属监督管理不力，导致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有的地方干脆简单省事，一句话，“做出不符合领导干部身份的事情的”。更有一些省市规定：“完成年度财政收入任务90％以下的乡镇，其党政主要领导、分管财税工作的领导和该乡镇的税务机关负责人要引咎辞职，蹲点该乡镇的市领导，包点负责的市直机关主要领导也要承担责任。
看样子，如今领导干部的任务很是艰巨。首先，要担当起下属“父母”角色，管教好下属们不要违法违纪。在管教中，领导干部须注意方法，不能伤害上下级的和气，否则将在民主考察中以“不称职”而下台。其次，这些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必须完全兑现上级指派的工作指标，否则，必得“引咎辞职”。再次，领导干部还必须照顾领导班子的和谐，一切以和为贵，否则，被告“闹无原则纠纷、影响班子团结”，既失面子又丢饭碗，大大的划不来。更要命的是最后一点，即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注意其领导干部的“身份”，明白自已不是普通人。
可是，让人困惑的是，我们行政和司法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达不到指标就引咎辞职的话，那么全国的领导干部在1999年都得辞职，因为上年的全国的GDP增长率未达到预定的8％；上级的财政收入指标必须兑现，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很有可能会令下级领导作假账，报虚指标，以数字体现政绩。如果“引咎辞职”是以民意结果为标准的话，那么领导干部极有可能为了得到较高的民主评议成绩，而不断片面的寻求单位利益和“职工福利”，而在司法机关，如果像某位法院院长指出的“如果年终院长述职报告全院有三分之一的干警没有通过，一定引咎辞职，”那他可能会忘记司法的最高准则应是以法律为准绳，以司法公正为目标，而是以单位内群众的意见为依据。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引咎辞职的规定还会为某些领导干部所利用，他们会只以“引咎辞职”了结其违法违纪的行为，逃避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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