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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经济学的普及到会计审计准则等与国际接轨，似乎凡是涉及经济圈的便总与“舶来”有关。祖宗法规看来已不入潮流，鲜有人问津了。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中国的税收制度完全是引进的，与古代税制毫无血缘关系。毕竟一个是农业时代，一个是市场主宰的时代。但现实是中国古代的税收原则不仅与近代西方税收原则相通，而且它们指导思想的不同像极了“中医”与“西医”。中医着眼全局讲究调节全身，打通脉络，和谐统一，西医则注重局部的实际操作性和个体的独立性。这种不同则源自于文化的差异。
一、古代税收原则和潜在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天下万物的和谐统一，只有万物处于生态平衡中，各自才能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税收原则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与民休息。有民才有君，有君才有国，富国裕民才是天下大同。从黄老之治、光武中兴到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圣贤之君无不重视“轻税安民”。北宋王禹称“君以百姓为天，对百姓不能不征税但要适度。”南宋叶之称“减赋养民，民富才能富国强兵”，朱元璋称“阜民之财，息民之利”。
（二）注重理财。1、理财的指导思应是理天下之财。王安石认为：为天下理财，不为争利。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理天下之财，则专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为义也。“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只有聚财才能用财。”2、重视生财、聚财、取财、用财的良性循环。“财”指财政收入，古代主要指税收。先秦时期的《周礼》和《礼记》中记载：培养财源，用财有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恒足也。3、管仲主张外因天下，即税于天下而非税于本国。4、理财的方式为“调剂”、“挖掘”、“节制”、“控制”、“疏通”，即南宋叶之指出的“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聚，衣食之聚或此有彼亡，或彼多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而其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无法，则其流壑遏而不行”。
（三）税负平等。《禹贡》强调“均平负担”。管仲在《管子》中称要贫富有度，贫能予之，富能夺之，但予要见予之形，夺不见夺之理。
（四）确定原则。《禹贡》中记载赋税有偿。即税收法定，而不能依君王的意愿随意征税，加重百姓的负担。
（五）注重纳税能力。《禹贡》中有“任土所贡”、“任土所产”的记载。
二、西方税收原则和潜在的指导思想
西方文化强调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个体利益的独立性。在税收上则认为征纳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二者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近代的税收原则主要体现在配第、尤斯蒂、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提出的税收原则上。配第的税收原则为“公平、便利、节省”。尤斯蒂的税收原则为：1、促进自发纳税的课税方法。2、不得侵犯臣民的合理自由。3、平等。4、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征收迅速，其间没有不当之处。5、挑选征收费用最低货征。6、纳税手续最简，时间安排得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则为“平等、确实、便利、最小征收费”。瓦格那的税收原则包括财政原则、国民经济原则、社会公正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西晋时期的傅玄曾经提出税收应当做到“赋税至平、积俭、有常、壹制”，其中“至平”就是现在所讲的公平，“积俭”指最小征收费，“有常和壹制”指税收确定性，这与斯密的四原则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税收并不缺少税收原则，而且它的提出是早于西方的，或许它是税收原则的萌芽。
三、从中国古代与西方税收原则比较看中国现行税收制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新一轮税制优化过程中，税制优化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便是诚信纳税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既是有形的，即成文法规，又是无形的，即征税主体、纳税主体、税收客体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征纳双方的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征税人不应只是冰冷的国家行政机关，而应是一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服务机构，应当维护纳税人的权益。这样，才有利于纳税人养成自觉纳税的意识，纳税义务不再只是经营成本、心理痛苦的代名词，只有诚实纳税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更多阳光财富的创造。中国古代提出的“与民休息”的原则，正是强调税收生态和谐发展的重要性，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是处于同一个生态圈中的，二者是可以形成双赢的正合博弈的。
中国古代重视“天下”的理念，把为国家财政出谋划策的人称为理财家，并指出理财乃为天下理财。从这个角度看，税务机关似乎不应仅仅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取得纳税人的钱是天下财富，既然代理天下财富，就更应懂得理财之道。中国古代税收原则体现了一些系统论的思想，但缺乏西方税收原则的可操作性，这也正是我们先行的税收制度所缺乏的。中国古代的税收原则和西方近代的税收原则并无谁优谁劣之分，它们的不同在于文化的差异，而相通也正在于人类文化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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