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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建筑市场工程承发包从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令性计划分配任务，到施工企业自己上市场揽取业务，再发展到今天在有形建筑市场（政府投资项目）参加竞标。当前，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大，建筑行业日渐繁荣，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保证工程质量，国家制定了《建筑法》和《招投标法》，要求工程建设必须公开招投标，择优中标。然而近年来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频频发生违法行为，在政府工程项目中尤为突出，使招投标这一“阳光作业”出现了“暗箱操作”，为工程质量埋下了隐患。据调查发现，85％的建筑工程领域的重大受贿案件发生在工程的招投标承揽阶段。工程招投标日益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部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现有法规体系存在弹性空间。目前，建筑工程招投标依据的法规主要是《招投标法》、《建筑法》及有关部令和地方法规。《招投标法》有些条款规定本身就留给业主或代理机构弹性空间，如第十二条赋予项目业主（自行招标或委托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权力；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条有关不得对投标人有歧视性条款规定；第四十条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的条款等。对这些条款的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当事者的道德约束高于法律约束。目前，招投标竞争非常激烈，竞争对手得分（综合评审法）差距非常微弱，法律提供的微小弹性空间都直接影响评标结果。《招投标法》作为指导我国招投标活动的法律，它应当给各方主体追求效率的空间，确保招标工作的公平性，最大限度的减少弹性空间。
2、体制现状提供“操作”可能。现阶段我国的建设体制基本上还是条、块分割，各个法人单位承担项目业主，并按行政隶属关系接受其上级主管部门监督。为了解决各项目法人单位的专业素养问题，在招投标阶段引入了招标代理制，施工阶段聘请社会监理，并强制性地接受政府监督。从实践来看，建设市场存在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萌芽于招投标阶段，招标代理制引入并没有实现工程招投标过程的贯彻“三公”原则。究其原因，是体制问题。现有的建设体制，项目法人都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法人，它是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委托代理人，他们有法律上提供的弹性空间，在执行公务（选择招标代理、资格审查、评标、定标）时，仅有道德的约束，来指导他们为所服务的机构决策。经济学上有个理性人的假设，当他们能以极小的风险（体制设计给他权力，法律提供弹性空间）获得个人利益较大的回报时，道德约束力就显得脆弱。
3、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招投标工作存在难点。从法规上说，行政主管部门目前主要依靠《招标投标法》、《建筑法》及有关部令和地方法规等监督招投标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实施细则。特别是法律规定的歧视性条款较难把握，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发生越位和缺位行为，也给招标人（招标代理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就组织机构而言，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深入，政府机关越发精简，配置人员更少。目前，我国处于建设高峰期，项目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许多建设项目法人作为一次性业主缺乏工程项目经验，建筑市场必然产生大量问题。面对此种状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成立的招标办及有形建筑市场，又人为割裂，导致人力资源浪费，监管力量更趋削弱。从行政手段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建筑市场，特别是规范业主行为缺乏有效手段，而仅有的手段是惩罚性的消极手段，从理论上说，过多使用消极手段会伤及自身，最终会影响事业的繁荣
针对以上几点，为了减少违法招投标，有以下几点可注意：
一是强化有形建筑市场招投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意识。检察机关要发挥犯罪预防职能，结合具体案例，向工程主办单位、建筑企业和业主大力宣传《建筑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宣传违法的法律后果，对工程主办单位、建筑企业、施工单位经常以案释法，做到警钟长鸣。加快国企和政府改革，尽快使业主与监督分离，避免一班人马同时做两块牌子的工作。
二是发动各界力量加强监督。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部门要加强联合，设立举报箱，鼓励群众，特别是对建筑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的违规操作进行举报，对经查证举报属实的，要给予物质奖励。奖励基金可在对违规者处罚的罚金中给付。
三是完善《招投标法》、《建筑法》的配套措施，并加大对违法的执法力度。对在招投标过程中“陪标”、“补手续”的建筑企业实行严厉经济处罚，对主办单位，建筑企业违犯情节严重的直接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政纪、党纪处分，对于涉嫌贪污、受贿犯罪的，要依法严惩。
以上从法律、体制方面讲述了建筑招投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招投标中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工程主办单位不能正确行使管理职能、施工企业之间陪标现象严重等，在这里就不作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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