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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对道德是一种资源的说法已不再陌生，但许多人都把道德资源说成是现成的，认为我们只要维护好、利用好道德这种资源，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道德资源就会永不枯竭。实际上，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施就是要培育社会道德资源。换句话说，社会道德资源并非像自然资源那样，维护好、利用好就可以了，社会道德资源是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
一、社会道德资源培育问题的提出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简单满足人们赚钱的愿望，它作为一种影响深刻而广泛的力量引起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这些都不能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里，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一概括指明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存在道德资源匮乏的现实状况。我们并不是说，今日的道德问题是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实际上，市场经济的选择在解决我国诸多发展问题上显示了其资源配置的优越性，正如万俊人教授所论证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有着价值效率、市场分配正义、较充分的行为交往和利益共享的道德正当合理性。但由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制度文明和社会运作模式上来理解它、把握它，从韦伯所讲的“精神范畴”来认识它的社会价值功能，或者从梁启超的“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来把握和超越其“器物形态”。从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资源并没有全面培育出来。
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和内在特点，它实际上承载了某种价值、理念和文明，它的实践体现了社会演进的理性精神。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之所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道德问题：一是因为原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在处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不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二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民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没有确立起来。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公民的道德水平低下，这是长期以来，社会道德资源培育不足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既有道德规范的失范或既有道德水准滑坡的问题。
二、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有何必要
既然道德是一种社会资源，那么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先在的，需要社会过程的培育来完成。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实践模式，道德不会在人们头脑中自发的形成，也不是单个人的事情，从其现实性来说，它是社会关系的再现，它再现的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公民道德资源需要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进行培育。公民不可能念念口诀就成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人，他们的追求目标、生存状态和交往关系极大地左右着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是一场提高全民社会生活质量的总动员。
一个社会良性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中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可以保证最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正当机会和合理权利的正确使用和充分实现。当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认同了市场经济的制度特点和操作模式，但是并没有“遵守”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经济的精神素质并没有得到尊重和认同。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目标不仅是建立一个市场机制的问题，重要的还在于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培育出一种适合文明社会运作的精神理念和道德维度。而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社会道德资源之所以需要培育还在于传统道德资源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显得不足，适应能力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都在快速的变化着，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个人行为具有更多的社会色彩，个人的职业在寻找、培训和淘汰等方面都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进行，离开社会的条件和环境，很难再谈什么职业道德的建设，而家庭的生产生活已经不能离开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拿计划生育来说，超生的孩子是很多的，这些人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都很有限，但传统家庭观念和传统家庭伦理严重束缚了家庭美德的建设，如果不培育社会道德资源来重塑家庭美德的形式和内容，家庭美德的建设就会流于空泛。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的三大重要领域无不涉及到道德资源的培育问题，而这个培育的过程却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
三、社会道德资源培育如何可能
以往我们一般采取宣传教育、典型示范、舆论谴责的方式来倡导和维护公民道德。但既有的道德资源不会自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强调公民道德资源培育的社会属性。而作为道德资源培育主要方式的道德教育，过去的教育在方式和目标上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此处探讨道德教育如何从今天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状况出发，从方式和目标的结合上来有意识地培育社会道德资源的问题。
首先，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必先开发传统道德资源，塑造民族共同价值观。综观当今世界，针对社会转型及全球化的挑战，各国更加注意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开发传统道德资源，关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存互补与发展创新，进行理性重建和伦理垂范，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定势，推进国际间的理解和教育人道化，以期在激烈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升华民族道德理想，探索社会正义实现的途径。在现时代，我们要树立为全球主义作贡献的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加以诠释、改造与升华。我们既要克服泛道德主义隐含的消解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的历史局限性，又要汲取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把握精神的脉搏，鼓起民族道德理想的风帆，在21世纪建设一个健康、文明的中国。
其次，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要植根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稳步提升其目标体系及内容层次。在道德教育中，我国以社会需要作为论辩的逻辑起点，强调向实践主体灌输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但偏差不容忽视，即往往在强调德育首位时，任意拔高关于政治的、信仰的、理想的自由王国的认同，甚至不适当地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德育的价值取向与道德修养主体的内在要求难免错位，导致德育过程的“目中无人”，陷入德育的空洞浊流和运动式口号宣传的泥潭。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定势，把德育价值取向当作德育起点，构建了纯而又纯缺乏重心的德育体系，疏远了道德实践主体，忽略了整体人格的塑造，公民的道德素质难免出现诸如“心术纯正，心态不稳”，“理想高尚，行为失范”等现实道德悖论。德育的理论思维，要确立适宜的价值自由度，在“实然的道德”与“应然的道德”之间确定一个恒常的注脚，形成大众化的核心价值标准和道德修养的基础层面，并遵循“跳一跳摘到桃子的原则”，提出道德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层次，注重德育学术研究，形成学科思维及论辩体系，解决德育研究“理性贫乏”的深层次问题。
再次，道德资源的培育要激发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构建以道德需要为核心的德育激励系统。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社会文化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心理学问题，而是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使道德的价值取向与道德主体的动机水平之间达到适宜的激励状态。德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多端的激励过程。要创设一种“细雨润无声”的道德激励境界，研究主体的道德需要，拨动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内在激励机制，把具有导向作用的道德要求化作主体发自内心深处的自发生长机制，引导主体朝道德修养的更高层次攀升，不断实现由客体到主体，由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升华，获得更为完整和更为全面的人的最佳激励状态，达到道德的自觉的最高境界。
最后，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要注重自立自强的道德实践，探索灵活多样的培育形式和方法。七、八十年代以来，道德教育的人本化、伦理化越来越流行，美国的罗杰斯注重人际关系和自我实现为主的“非指导性教育”，日本的小原国芳培育“完美和谐的人”的“全人教育”，前苏联合作教育学派的“教育过程人道化”等等。这些都说明，现代德育理论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高度，从知性德育向行为德育，从就范式德育向参与式德育迈进，培育一种新型德育理念，创设各种道德经验情境，让修养主体找到自我的尊严和价值，积极进行道德思维和道德选择，发展道德探究能力，真正成为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实践的主体。
社会道德资源的培育绝不是一个短期的、可以简单化的过程，道德教育的过程虽然是道德资源内化的主要方式，但道德资源的外在使用，亦即道德发挥作用的过程却是很复杂的。因此，道德资源的培育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要更注重原来道德教育方式的实践性和实效性，并更多的使用新的培育工具和培育形式。在一些领域可以采用道德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例如在社会公德的培育上，通过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来惩恶扬善：重奖见义勇为者，严惩无动于衷者，比如对见死不救者严惩（采取经济罚责和社会公开谴责的方式）；奖励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惩治不为社会公益做力所能及的努力的人，比如对献血者实行将来可以免费使用同等血量的规定，并在献血时给予一定的营养补偿和舆论媒介的公开表扬等。
总之，社会道德资源是需要培育的，它培育的目标和方式都不能脱离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要采取多种形式来培育社会道德实践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实践的正义选择，探索社会道德资源包括法律维护在内的形式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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