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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效益的计算中，特别是间接效益无法直接得到时，往往使用投资乘数，但由于投资乘数计算中的口径不同，忽略其作用过程中存在的漏损，常会造成所衡量经济总体投资间接效益的偏差。
一、投资乘数的计算
投资乘数是指一个经济系统中总产出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最初投资注入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即△I为最初投资注入量，△Y为总产出变动量。其作用过程是：△I注入后，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渠道转变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又分解为消费和储蓄，新的需求又形成新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又形成新的需求；循环往复，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一个不断收缩继而扩张的结果。一般都是运用公式：K=1/(1－边际消费倾向)(或K=1/边际储蓄倾向)来计算投资乘数的，其关键在于计算出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求出某一时期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求出该时期的投资乘数；二是利用计算公式（边际储蓄倾向=储蓄增量/收入增量、收入增量=储蓄增量＋消费增量）来求出某一年度（或季度）的边际储蓄倾向，进而求出该年度（或季度）的投资乘数。
二、投资乘数的理论值与实际值：漏损分析
乘数机理的作用过程，就是收入不断移转的过程；一旦收入移转不畅，便会发生漏损。投资乘数的作用过程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漏损：储蓄、税收、进口；三个方面的漏损程度决定着投资乘数的大小。对某一经济系统而言，进口直接表现为永久性漏损，即收入移转到另一经济系统了；储蓄和税收表现为暂时性漏损，二者在未来时期都会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四部门经济模型比较接近现实。我们用公式K=1/(1－边际消费倾向)(或K=1/边际储蓄倾向)计算的投资乘数，只是两部门经济系统的理论值，仅仅考虑了储蓄漏损。投资乘数的实际值应该是扣除储蓄、税收和进口三大漏损后计算出来的数值。理论值比实际值要大。按此判断，中国的投资乘数更小。
另外，政府投资本身存在着若干种漏出。第一类漏出为非生产性漏出,政府委托国有企业所实施投资属非生产性投资，完成后并未进入生产领域。第二类漏出为沉淀成本,即无法增值的固定资本投入。这要求在项目论证中加强科学性和前瞻性,尽可能地避免政府投资的沉淀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漏出。
三、投资乘数的作用条件
投资乘数的作用机理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经济系统是否具备适合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基础。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投资乘数发挥作用的经济系统是受需求约束的，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经济系统中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存在过剩生产能力，初始性需求△I注入经济系统以及经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新的引致性需求后，立刻有供给与之相适应；如果没有相应的供给与之相适应，乘数发生作用的过程就会发生断裂，就会发生非意愿储蓄等现象或进口增大，经济运行会发生阻塞。因为，投资乘数作用的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任何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客观上都存在着乘数效应。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乘数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分工与协作、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I 作为初始性（自发的）需求，通过经济系统中投入产出技术联系以及其他关联机制，产生引致性需求，使总产出倍增。经济系统中产业关联度越大，投入产出技术联系就越广，生产的迂回程度就越高；△I注入经济系统后，产生的倍增效应也越大。社会制度可能会影响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运行方式，影响到乘数的具体效应，但却不能改变一个需求增量对一个供给增量的拉动作用这一经济本质；也不能改变这个供给增量所产生的新的需求增量的，从而转化为新一轮国民收入增长。
在农业社会中，以家庭小生产为主，经济关联度很低，乘数效应很小，甚至不存在。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生产的迂回程度不断增加，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乘数效应也就不断增大。我国改革的历程也说明了乘数效应存在的普遍性。改革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使农业基础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资料的需求猛增，由此带动了轻工业等行业和相关从业人员收入的增加，进而扩大了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农业起飞一环扣一环的连锁反应，促进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提高了相关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当然，在供给约束型经济系统中，乘数效应的作用程度不如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系统中那么大。因为在供给约束型经济系统中，容易发生强迫储蓄和进口等漏损。因此，可以近似地认为，投资乘数发挥作用的两个必要前提一是存在着可用于增加生产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经济具有潜力,尚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即需求约束型经济；二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社会化程度决定了乘数存在与否及其大小；经济系统的需求约束决定了乘数作用结果的连续性。在此前提下，注入一个初始投资△I，就会产生相应的乘数效应。
可见，政府在利用乘数作用机理对经济进行调控时，注入一个初始性需求△I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设法把乘数变大并保证乘数作用结果连续。如果乘数太小或乘数作用过程发生断裂，仅仅依靠注入初始性需求△I是难以启动经济的。
四、投资乘数的影响因素
在投资乘数具备作用条件的前提下，影响投资乘数大小的因素主要是边际消费倾向、税率和边际进口倾向。投资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呈同向变动关系,与税率和边际进口倾向呈反向变动关系。税制稳定性意味着税率不易变动。但在我国，这里的“税率”应理解为“税费率”。目前政府收入结构特征是费大于税，税费率过高。这与政府职能尚未规范、“收支两条线”制度尚未有效执行有关。正常进口是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但过度进口则会提高边际进口倾向，产生“投资挤出效应”。当前存在着过度进口现象，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产生盲目进口冲动。
当前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主要有：
（1）预期收入与预期支出。由于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导致预期收入不稳定，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制度解体导致预期支出增长，居民须谋求收入跨时均衡配置，降低现期消费。
（2）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协调程度。当前供给过剩的主要是供给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换代的要求， 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
（3）收入分配。当前我国出现了大范围、多层次收入差距扩大态势，主要表现为居民阶层差距、地区差距及城乡差距，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总消费需求降低。
（4）消费文化与消费信贷。我国居民先储蓄积累后购买的消费文化，意味着消费需要有一个储备期。而分期付款支付制度的推广，需要大众的观念接受及消费信贷的支持。由于多方面的限制，消费信贷在我国刚刚起步。
（5）实际利率。物价的降低意味着实际利率的提高，居民无须担心购买力下降，也就不急于保值性消费。
（6）消费的交易费用。如果消费的交易费用过高，会使居民减少、推迟或不去消费。
综上分析，投资乘数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着市场制度的效率。投资乘数偏低，意味着市场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在这方面，我国现在实施的双稳健政策，积极制定并且实施刺激社会私人投资和社会消费需求的相应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向实际部门的可流动性,就是对投资和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希望以此提高投资乘数。促使财政和货币政策产生更强的实际作用,这样就可能提高政策乘数作用,提高投资总体经济效益，从而达到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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