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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刚接触经济学的时候，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没有很好的理解，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从读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书籍后，加深了我对它重要性的认识。这里阐述一下我对一些方法论的看法。
一、何谓方法论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多学习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社会进步、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这也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
二、方法论的重要性
我认为方法论的重要性大体上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第二，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三、方法论中“理性”假设的认识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但理性是相同的。不过，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学习经济学的人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四、理论或理论模型的意义
我认为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澄清思想，而不是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目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怎样的过程可以澄清我们的思想。我认为每一次思想的澄清都只能从所思考的现象逐渐理解其形成机制最后达成概念性的解释。如果我们习惯了直接从先验概念出发来建构现象，把成熟市场社会里的经济模式看作我们自己社会里的经济模式，把完全竞争看作当然成立，从而把利润最大化当成分析企业经济行为的当然出发点。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许多产业，例如电信产业里，竞争始终就不是充分或完全的，于是企业成本的“最小化”始终是个应当询问的问题，从而单位产品的真实成本从来就没有被揭示出来过。理论只是为了想清楚问题，理论对现象的预测能力将随现象的多样性发展而越来越弱，理论只有直面现象才不会丢失。所以，在方法论上我们应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
五、对经济学中数学化的看法
自五十年代以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多。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可以讨论的新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如果只把亚当·斯密等过去的大经济学家讨论过的问题，用语言重说一遍，不会成为亚当·斯密，那么，怎么比较哪个学者好呢，只好比数学技巧，去做从数学来看越复杂、越漂亮的模型。
实际上，数学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用足够的工具来表述要讲的问题就可以了。数学确实可以把用语言逻辑不容易说严谨的问题说得很严谨，但是，有时候用数学本身也变成一个负担，因为要描述的现象是几个主要变量在某一点上的关系，如果用数学不见得正好能表示出来，所以用数学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对于我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者俱乐部的门票，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门票，但是也不要把手段误认为目的，要有能力运用数学，但不要成为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了解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如果为了数学而做些和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的模型，那么我们不如去研究数学了。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影响，必须有能力发现重要的经济现象以及直接了解现象背后的最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去芜存精，构建能解释现象而且简单易懂的模型。所以我们在学好数学工具的同时，也要学会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来观察现象，直接抓住现象背后的主要变量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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