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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高速发展,而东北则一直未摆脱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始终未真正融入全国市场经济大潮,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本文认为,不论是上海经济的成功转型,还是东北经济的发展滞后,制度和体制问题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源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的。本文旨在成本分析角度来研究东北经济区区域竞争力，追究其竞争力的不同原因，提出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真正提高东北的综合竞争力。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教授肖耿的观点，“中国的竞争力=要素成本＋交易成本。”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是资源交换的成本非常高。“香港的生产要素成本是非常高的，香港的工资、房租、利息都高，而中国内地则恰恰相反。根据要素成本的差别，能不能得出结论中国的竞争力比香港更强？显然不能。为什么要素成本的差别并不能决定中国的竞争力比香港强？因为一个经济区的竞争力是由总的生产和交换成本决定，也就是要素成本加上交易成本之和。香港比中国更具有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香港的交易成本远比中国的交易成本低。”什么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与要素成本有区别，要素成本即要素的价格，是由需求与供给决定的，但是交易成本是一种制度成本，制度是由人来决定的。交易成本不是一个市场均衡的理念，不是说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点就有一个合理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交易成本。因为交易成本是一个人为制造的成本，如果你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话，交易量就会增加，也就使得财富创造的速度和量会大大增加。上海和香港的生产要素那么贵，但上海和香港的商人、老百姓为什么还能赚那么多钱？主要原因就是上海、香港经济能够创造非常大的交易量。他们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一个好的制度运行机制，而东北经济区没有。这也就是我们东北经济区振兴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原因所在
为什么东北经济区的交易成本会那么高呢？我认为关键是东北的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需求，是东北经济运行的制度锁定。交易成本是属于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在这里是强调“制度是重要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无论它资源多么的丰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对资源的流动与配置起作用，那么它们的经济运行也是无效率的。所以探求东北经济区交易成本高的原因，就要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从正式制度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来分析，从制度的非均衡层次来审视。东北地区经济中的非竞争性市场、低效率的产权结构和封闭的地域文化结构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高交易成本。
对东北地区现行的经济运行机制形成和状态的分析，分别从制度构成和制度变迁两方面来展开。对于制度的构成，一般只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则主要从制度的均衡变动来考虑制度非均衡发生的原因。
第一,从正式制度层面来分析。我们知道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在东北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构成和形成中，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计划安排的运行机制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清一色国有控制有赖于计划环境,而计划体制的运转也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产权来实现。
产权理论要求必须设计某种产权制度,以刺激和驱使人们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并使个人的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重要前提是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和种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在东北地区,国家规定了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和要素资源配置的计划安排。当在经济市场中国家和地方政府成为唯一有效的经济行为主体的时候,对租金最大化的追求就压过了对市场运行中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要求,因而对租金的追求也就成了地区主体在这种体制安排中的预期收益,当这种预期收益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之后得到了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安排的“收益递增”机制就形成了。在后续的发展中,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因收益递增机制不断得到的自我强化,逐渐固化为东北地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制度安排,直接后果就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贪污腐败现象盛行,导致了寻租行为。这样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从而使东北经济区的交易成本很高。
第二,从非正式制度层面来分析。对东北地区来讲,影响其经济运行机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包括意识形态、传统、伦理规范、道德习惯等在内的地区文化环境。这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源于计划经济的建立而形成的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文化,另一部分是东北地区固有的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那部分。意识形态一方面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刚性,对制度变迁特别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发生阻碍作用,尽管这时人们的预期变迁收益可能大于预期成本;另一方面,成功的意识形态又是灵活的，作为一种非正规制度安排,它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意识形态作用巨大,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意识形态可以使非绩优制度闭锁在无效状态中。但是,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原有计划体制统治时间最长、贯彻最为彻底的地区。所以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影响最深,市场经济观念还比较薄弱,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比,在经营理念深化、市场规则遵守、诚信精神培育以及信息交流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东北人在思想意识上更愿意依附国有单位端“铁饭碗”,在职业选择上更重稳定性,不愿意自主谋生冒风险。
三、提高东北经济区竞争力制度选择
我们已经知道了导致东北经济区的竞争力弱的原因是交易成本畸高。导致交易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高度介入和控制与原计划经济体制打下的“烙印”和“黑土地文化意识”。所以我们要提高东北经济区的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构建竞争性市场、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开放性文化，提高市场化程度，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制度选择。
第一、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要进行职能转变，改进政府调控方式,实现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转变,注重间接调控方式。从政府功能来讲,提供法律和秩序,制定包括有关生产、贸易等经济规则，以及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共政策。政府要明确知道“哪些需要政府来做，哪些不需要政府去做”，需要政府去做的，力求做好，不需要政府去做的，要引进竞争性的市场机制。针对东北经济区，国有企业改革是重中之重，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合理的产权界定，重点是使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要注意到产权界定不仅是一个分配利润机制，更重要的是处理分配风险的体系。使产权与收益对等起来，才算真正的界定了产权。另外，政府要同时利用诱导性制度变迁，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型的企业提供发展的空间。引进市场竞争主体，为东北经济注入活力，促使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改革。使资源配置获得帕累托改进,从而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费用。
第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东北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刻板守旧的思维惯性对东北经济区的振兴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阻碍作用巨大，已经成为东北人的集体潜意识，要彻底打破这种思维惯性非常难，难度在于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的潜意识层面。但也不代表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他们的副作用。可以发挥政府的舆论导向作用，逐渐地培养起市场经济竞争意识，建立起活跃的开放的文化结构。既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又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先进市场经济文化。进行自我特有文化的研究和创新，实现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和互动性。既丰富东北地域文化，又促进东北地域文化的转型。减少交易与沟通中的成本，提高地区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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