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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较前期明显增大，其基本形式由以往比较单一的长期或永久定居性移民，转变为永久性移民、劳动力输出和难民三足并列。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城市化大致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从时间上看
先起步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循序渐进的，资金、技术配套性强，人口密度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化水平。而目前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但配套要素和资金不足，导致低水平的城市化，人口密度指标对城市化的反映不够准确。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实现。新兴产业对人口的需求是巨大的，英国在圈地运动的帮助下，将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为城市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城市的粮食需求依仗其发达的贸易、运输从世界各地得到满足。笔者将早期的城市化过程描述如下：城市人口的消费资料方面的需求引起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引起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政策、交通、贸易等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化的初期，各个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人口密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是一致的，进而可以利用该指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因此,早期的城市化是“人口密度的提高”与“产业系统的完善”的结合体。而近几十年的城市化不再是循序渐进式的城市化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间走完了城市化先驱国家二三百年的进程，甚至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十几年也都普遍出现了城市化浪潮。在一般情况下，城市化发展的原动力来自工业化及其所引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国民经济部门结构包括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革。但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的国家近几十年的城市化浪潮缺乏这样的经济基础，其掀起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赤贫和生活条件的每况愈下，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土地承载力下降，再加上人口激增的压力，使得千百万农民越来越难以维持原样，在农村继续生存下去，进入城市已成了他们唯一的生路。于是，经济的停滞，农业的绝对或相对衰退，就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国家越穷，城市化浪潮来得越猛的怪现象，即超越于城市发展的畸形城市化。实证表明，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影响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总人口增长率，而经济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则影响不大。
二、在空间体系的演变上，人口城市化主要遵循的是大中城市—中小城市—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这一过程大约是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中完成的。1911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6％，此后增长非常缓慢，大约每10年上升2％，1970年达到88.5％。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英国逐渐形成了一条名闻世界的人口稠密区，它斜贯于英格兰中部，以兰开夏和西约克夏为一端，以大伦敦为另一端，中段则是工业区米德兰。这一带状区域面积不过占全国1/10，却集中了总人口的1/2，平均密度超过1200人/km2。但近30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基本稳定在88％的水平上，2000年为89.5％，30年仅仅只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是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人口向外围扩散，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迁移到环境好、生活费用低的乡村居住的结果。与这一演变过程相应的是，近几十年来英国中小城市十分兴旺发达，在整个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1976～1996年的20年间，全国10万～30万人的中小城市由126个增至177个，合计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从38.9％提高到51.4％；相反，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却出现了停滞萎缩，由6个减至5个，合计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从21.7％下降到19.2％，整个城镇体系中人口分布重心下移的态势是十分清晰的。这与后工业化和老龄化时代城乡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般变动规律相吻合，与英国人一贯崇尚乡村小城镇生活方式，以及几十年来英国政府一直积极促进现代小城镇建设，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另外在美国、日本等生产力水平较发达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城市化进程。
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正如前面所述，是大城市的产业系统的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但是人口过于集中，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以日本为例，从1900年到2000年，南关东和西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增至40％，以它们为核心的整个中央横贯带人口密度剧增，由此造成了居民拥挤、地价飞涨、交通困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与所谓“过密”现象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另外流向城市的剧烈的人口迁移，会引发人口减少地区的种种问题，即与“过密问题”相对应的“过疏问题”。“过疏”是指人口减少，使得一定的生活水平难以维持，在防灾、教育、保健等方面出现困难，并导致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生产效益降低。人口减少的后果，还涉及人类密度下降，年龄结构老龄化，以及难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等。
有学者对逆城市化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在1989年，英国学者对发达国家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所经历的逆城市化过程，总结出以下17条原因：1、围绕雇佣中心通勤场的扩大；2、大城市中出现种种经济问题；3、乡村人口在地方性城市中心集聚；4、乡村地区潜在的外流人员减少；5、政府对乡村经济活动给予补贴；6、在采矿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特殊行业部门雇佣人员的增长；7、制造业的重建及相关分支企业的发展；8、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9、乡村地区教育、保健和其他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10、公用部门和私人服务业雇佣人员的增加；11、政府分散化政策的成功；12、福利支付、私人退休金和其他收益的增长；13、退休性人口迁移的促进；14、劳动人口和企业对居住地选择的变化；15、经济衰退、城市迁移和返回性迁移的影响；16、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和构成的演变；17、在固定资产和商业方面新投资模式的影响。
三、人口迁移在延缓大中城市地位衰落及塑造新的城市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主要是在结构上调整
在美国各地区人口相对地位的变化中，人口迁移起了很大作用。美国不仅是接受国际移民的最重要的国家，而且其内部的迁移也是相当频繁的。从总体上看，对美国而言，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内人口迁移的方向恰好相反。
在国际人口迁移方面，目前美国每年净迁入国际移民80多万，已相当于自然增长人数的一半以上，对人口规模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南部与西部地区由于是新兴地区，以前人口不多，因此国际人口迁移量大。而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拥有许多老牌大中城市，如纽约、华盛顿，因此迁往这些地区的国际移民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每一阶段都有固定的人口迁入量，有效地缓和了这些地区人口减少的不利局面。虽然国际移民显著特点就是集中于大中型城市。据1996年统计，当年新移民计划中的居住地以纽约市高居第一位，比重达14.5％；次为洛杉矶市占7.0％；居三至九位的是迈阿密、芝加哥、华盛顿、休斯敦、波士顿、圣迭戈和圣弗朗西斯科等7市。以上9个城市比重合计为42.4％，而它们占美国总土地面积的比重不过仅为0.057％。笔者认为首先收入因素是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诱因并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进入后生活的地点；其次，国际人口迁移容易产生“羊群效应”，后来者由于信息上的缺乏容易迁移到前期进入者集中的地域；再次，迁入者对美国的熟悉程度不高，认识往往停留在知名度较高的几个大中城市，因此进入后的首选就主要是这些城市。
在国内迁移方面，东北部和中西部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南部则是主要的净迁入区。不同流向的迁移人口其动机亦有所区别：由南方向北方移动的主要是黑人和白人贫民，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希望在大都市中找到改善生活的机会。向南方流动的一部分是退休人员，他们希望到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晚年；一部分则是熟练工人和大学毕业生，他们是被南方新兴的尖端工业吸引来的。总的来说，近几十年美国人口的国内迁移，是从稠密区流向稀疏区，因此各地区之间人口分布的差异已趋于缩小。
正是国际人口迁移与国内人口迁移的反方向运动，协调了美国人口地理分布，也使美国的城市化进入了新的阶段。美国的城市化也是以大中城市的发展起步的，这些城市巨大的拉力使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城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人们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对闲暇、洁净空气、生活舒适度产生大量的需求，这类需求转变为实际行动就是人口从这类财富中心的迁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市在1970～1980年短短的10年间人口就减少了73万。但是国内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纽约这类增长极发挥作用，国际人口迁移带来的高素质人才弥补了这一空缺，大批外国移民对相当一部分大城市人口的止跌回升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十大高国际移民率都市区在国内人口迁移中都是主要的迁出区，在国际人口迁移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移民涌入大都市区，而大都市区的美国人却向非都市区和中小都市区迁移的新格局，后者仿佛是在为前者腾出地理空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美国在七十年代曾十分鲜明的逆城市化特征。这样，美国的大中城市仍然发挥着强有力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国内人口迁移的新贵具有鲜明的特色，有些城镇被贴上了老年人聚集的标签，有些则是年轻人创业的天堂。笔者认为，美国的城市化在人口迁移的推动下开始进入特色化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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