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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结构与其他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相比，存在着滞后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偏低，二是服务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产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偏低。而两者之间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偏低实际上是服务业落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是严重的，城镇估计有2000万下岗待岗劳力，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力。中国的失业有转型经济和不发达经济双重原因在原计划经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失业大量增加。这是因为：第一，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生产面向市场，从而使原来指令性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市场需求的盲目生产下马，造成这些部门和企业的职工失业；第二，竞争和私有化使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为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不得不裁减冗员。这类失业主要发生在城镇。
要解决这些剩余劳力的出路，按照其他国家的地区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靠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以及该部门就业的增加来吸收劳力。而发展第三产业或服务业部门，一个关键的要素是城市化。
一、城市化比重太低是造成中国就业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从国际比较经验方面分析经济结构、城市化以及就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说，是偏低的。这些部门中有巨大的潜在的就业机会未被充分发掘。而且，在中国的服务行业，创造每一工作的投资成本相对不大，特别有利于中国的国情。一国的就业结构受其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和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三个因素的影响。虽然这三个因素在理论和统计上相关，高收入一般引起高城市化程度和低农业生产比重，但并非完全一致。比如，虽然澳门的城市化程度和非农业产出比美国还高，但是其人均收入不如美国。新西兰人均收入高，但是农业占的比重很高。
直觉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比重是较低的。印度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但是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比重比中国高。1990年中国人均产值按购买力平价（以1987年价格为基数）计算是1376美元，印度是982美元，但中国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仅为27.8％，而印度为36％。中国服务部门的劳力占全部劳力的12.5％，而印度占17.5％。
如果我们对印尼1980年的水平进行比较，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们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作回归分析，模型是：
非农业部门就业比重=a＋b人均国民产值＋c城市化程度＋d农业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e。其中a,b,c,d为系数,e为随机误差。回归计算的结果为：非农业部门就业比重=25.32＋0.00078人均国民产值＋0.72城市化程度－0.28农业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
我们看到，所有估计系数的正负符号和预计的一致。较高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程度使非农业比重增加，而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和非农业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模型的适应性也极高，R^2为0.987，调整R^2也有0.982。
按照中国相应的数据测算，中国1990年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比重应该为31.4％，而实际仅为25.8％；1996年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比重应该为37.5％，而实际仅为27.8％，低于国际标准水平近10个百分点。
中国非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低主要在于服务部门的就业比重低。下面我们用同样的模型对服务部门就业的比重作回归分析。回归计算的结果为：服务部门就业比重=20.56＋0.0004人均国民产值＋0.3861城市化程度－0.25农业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所有估计系数的正负符号也和预计的一致。模型的适应性也很高，R^2为0.864，调整R^2也有0.806。
按照中国的相应数据测算，中国1990年在服务部门就业的比重应该为24.5％，而实际仅为12.5％，低于国际标准水平近12个百分点，即中国的就业结构不合理。在中国的现有经济条件下，非农业部门就业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服务部门的就业偏低。
下面，我们就非农业比重回归模型分析几个系数的t比例。我们看到，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中，三个系数都相关。其中，人均产值和农业生产比重的相关系数的t比例分别为1.89和1.76，统计显著概率性在90％水平上，而城市化的相关系数的t比例为10，统计显著概率性在99.9999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城市化与非农业就业比重以及相应的经济结构有最直接的联系。这就揭示了中国就业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原因：城市化比重太低。其原因并不是仅仅由中国人均收入的低水平所能解释的，它是中国过去长期以来的户籍政策，管制人口流动，强迫人口留在农村的极左政策的后果。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非农业就业就可以提高0.72个百分点，约增加490万非农业就业机会。假如我们按上述回归模型调整就业结构，非农业部门就业可以增加1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可以从农业剩余劳力中转移出7000万。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单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所能带来的效果。
哪些政策可以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呢？其实上述模型已经揭示，最有效的是推进城市化。那么，在中国是否可行呢？
二、城市化与解决就业
为什么城市化可以调整就业结构，增加就业？这里有几个原因：
其一，农村交通不便，没有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经济上不能支持靠一种技巧维持生活的专业人员。因此，农村经济多靠自给自足，非商业和非货币经济成分高。很多消费服务行业需要人口最低集聚规模才能存在，如娱乐、服务、文化、风味餐饮等等。与此消费相关的还有短途交通、旅舍等行业。这些服务业，在城市化很低的情况下，无法发展。因此，加速城市化将有助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商品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增加就业。
其二，和中国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是有步骤地发展城市，鼓励农民进城，安家乐业。中国目前6000万流动人口中，估计有3000万已经有相当固定的目标工作城市，其中很大部分在同一地点已工作多年。从目前世界发展的经验和城市工程技术的发展来看，过去认为超过临界规模的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也可以有效管理，城市的规模效应超过了它的负面影响。因此，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都可以有计划地让已有稳定工作多年的移民定居下来。把流动人口稳定下来，他们和家属在城市的消费将对就业产生乘数效应。其他中小型城市也可以积极扩大规模，让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加速城市化本身需要巨大的基建投资，并以乘数效应创造就业。城市的集聚效应有利于技术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发展城市要对交通、住宅、通信、水电供应、下水道、污染控制、教育服务设施等进行巨大的投资。这些建设本身就要雇佣大量人员。趁目前建筑材料、设备和人员供应充分的时机，对城市化在财政、信贷上加以扶植，可以大大加快就业机会的创造。
三、结论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决定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就业结构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滞后，相应地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滞后。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有可能成为下一步增长的瓶颈。中国需要迅速制定有效措施推动和加速城市化，改善产业与就业结构，增加非农业和服务部门就业的比重。近期内，这个战略也是创造就业的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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