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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长期以来，无论是东亚还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把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自动消除贫困现象，更不会自动达到社会的公正和协调发展，甚至会使收入分配有恶化的趋势。但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公平的并存，本文主要分析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
一、理论与事实
关于公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一些观点都认为，这两个进程之间存在消极的联系。以西蒙·库兹涅茨为代表，于1955年提出关于在经济发展进程的初级阶段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加剧的“倒U型曲线”假说。这一假说得到了两个理论性论据的支持。一个论据是持续增长是在经济资源所有者控制下实现的，自然会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另一个论据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增长开始于某些经济领域，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部门。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劳动剩余模型得出的结论与此一致。索洛于1993年也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在缺少政府补偿性措施的条件下是经济增长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是在实践中,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香港、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如表）
表中数据显示，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结构除泰国趋于恶化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改善，其中改善程度明显的有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其表现是最低20的家庭组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而最高20的家庭组的比重下降了；同时，中等收入家庭组所占的比重也提高了。这些数据说明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倒U型曲线”不是发展的必然，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必付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沉重代价。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二、东亚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改善并存的因素分析
阿瑟·刘易斯在分析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因素时，特别强调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的不可低估的影响。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不能仅仅归根于发展模式问题，应该看到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也正因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实行“边增长边分配”战略，同时兼顾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从而实现了增长与公平并存。
1、教育。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公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例关系，即文化教育愈不普及，收入分配就愈不公平。所以，发展教育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并且政府应该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加强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培训。以中国台湾为例，公共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1.7上升到1988年的5.2。1950年以前开始对儿童实施6年免费教育，1968年后延长到9年，1993年后延长到12年。这种教育投资改善了公正，减少了贫困，使下层社会的儿童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流动机会。
2、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的不平等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土地分配的平等化一般是通过土地改革实现的。东亚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小与该地区土地改革密切相关。韩国和台湾是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收入分配的最为成功的例子。有效的土地改革避免了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并促进农业生产和解放农业劳动力，从而在农村地区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
3、工业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基本理论：自由贸易能使要素需求向有利于非技术劳动力和农业的方向发展，从而改善收入分配。东亚在六十年代开始实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政策和经济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发展模式，并将已经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推向广阔的国际市场，而且恰逢这类产品贸易急剧扩张的时机，从而有力地带动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大量而有序的转移，使东亚的就业得到高速增长。
4、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对收入分配的平均化起了关键作用。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由于受技术、资金等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吸纳众多的就业者，大大减少了依靠社会救济生存的人口。随着中小企业的成长，普通员工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相当数量的劳工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另外，中小企业还吸收了为数众多的非熟练工人，包括女性劳动力，从而扩大了社会的就业面。中国台湾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的成就是非常典型的。
5、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包括预期通货膨胀和未预期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未预期通货膨胀，它会使收入和财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转移。受此影响最大的是受劳动合同约束的普通劳动者，当通货膨胀超过预期的增长时他们的实际工资就会减少。因此，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收入分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应该说，通货膨胀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但对低收入阶层的打击更大。东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如在1961～1991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3.4、3.6和5.6；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是两位数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6、财政收支政策。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财政收支政策在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税制改革、公共支出的选择和目标补贴三个方面。
（1)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税在政府经常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低而间接税所占比例较高的状况逐渐改善；通过税制改革使税收杠杆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得到强化。而且这两个过程是交错进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促进税制改革。在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韩国先后进行过9次重大税制改革；台湾的税制改革也从未间断过；东盟国家也于八十年代出台各种税制改革措施。
（2)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比税收政策更为明显，从而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半期，该地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了使更多的低收入居民成为公共支出的受益者，该地区的政府对公共支出的项目、公共支出的受益对象和受益地区进行了比较慎重的选择。
（3)东亚地区推行的目标补贴政策纠正了价格补贴造成的扭曲。使更多的贫困人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补贴，生活得到了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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