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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经济水平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当前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中需要深入研究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分配政策上开始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个人收入差距逐渐拉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之快，差距之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由下图看出：
系列1：农村人均纯收入
系列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数年跟踪所作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若把医疗，教育等各种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之最，达5～6倍。”
2、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职工相对工资的变化并不稳定，时高时低。但从长期看，各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最高收入行业，如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与最低收入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采掘业的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1.31：1上升至2000年的2.63：1，而且若考虑各行业的福利，实际收入差距还要大得多。
3、不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归结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快的地区，收入增长也快；反之亦然。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看，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前3名的上海市（14867.49元），北京市（13882.62元），浙江省（13179.53元），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收入最低的3个省份：甘肃省（6657.24元），贵州省（6569.23元），宁夏回族自治区（6530.48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且省与省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比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更大。
二、收入差距测算
一般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这种合理性就需要有一数量界限加以限制。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基尼系数及“五等分”法来测算收入差距的程度。
1、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因此，0为完全平等，1为“极不平等”，且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差距偏小，0.3～0.4为收入差距合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0.4，0.4～0.5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为极度不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如表）。预测2005年基尼系数将逼近0.47。
2、“五等分”法，即将调查对象分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5个组，每个组的户数占总体的20％份额，从各组不同时期的年均收入递增速度分析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太大，最高收入的20％人口在全部人口收入中占的比例为36～37％，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占有7～8％，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前者的比例上升到47％，后者的比例下降到4～5％，到了21世纪近一两年，前者的比例突破了50％，后者的比例下降到3％。因此，从这里，我们能比较清晰地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是比较大的。
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体制和制度本身的问题，但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规律本身就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动力，特别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具有更快的，更强的财富积累和裂变效应，使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更加明显。
第二，传统体制形成的竞争初始条件差异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市场初始化时，介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竞争初始条件的差异。在城乡之间，长期城乡经济分割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无法迅速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地区之间，不同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极为突出，使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在不同行业，受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既有相当一部分产业供给过剩，也有一些产业发展不足，过剩产业竞争过度，效益自然低下，员工收入势必相对低下；而短缺行业需求旺盛，则从业人员收入势必较高。
第三，再分配领域的税负不平等及社会保障制度滞后，造成收入悬殊。国际经验表明，对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主要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进行必要的保护及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以调节，但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再分配手段并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不力。（1）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不够，税赋的不平等对高收入者的收入影响并不大；（2）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村居民及下岗职工不能享受公平的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保障。
第四，非正常收入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包括非法收入与超分配收入。所谓非法收入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而获得的收入，如走私贩私，贩毒等黑色收入以及权钱交易等灰色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着这种权钱交易必然扭曲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超分配收入是指一些因市场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超过一般劳动价值的收入分配，如部分演艺人员，企业经营者的收入。超分配收入也是劳动收入，但是由于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的高额收入，按目前经济调控的状况，即使这些收入能依法纳税，政府的再分配调控也不能改变其在社会初次分配中已形成高收入的基本格局。
四、政策建议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仅是一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因此，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课题。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在加大改革力度的同时，要重视地区之间与行业之间经济的平衡发展，对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较慢的地区和行业，应加大投资力度或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以减小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其次，进一步健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税收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分配方式，用税收调节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既要扩大税收的征收范围及收入门类，又要提高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必要时应适当调整税收的起征点，但应注意对个人征税时要公平公正，让纳税人把依法纳税当做一件光荣的义务。另外，政府还应切实提高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即搞好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居民和下岗职工的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
最后，要把保护正常的合法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加大打击非法收入特别是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的力度，实现收入的合法化、公平化，从而使合法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主流地位更加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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