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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刘易斯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的方面。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时候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和两极分化。
一、1990年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1990年以来我国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整体收入差距。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0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2倍扩大到了3.21倍，其绝对数更是从823.9元增加到6486元，扩大了近8倍。若以实际生活水平计算，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可能达到5比1甚至6比1。
其次，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角度考察。据相关资料，1990年占城镇居民8.2％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47.9元，而占11.7％的最低收入户为761.2元，两者差距达1686.7元，前者为后者的3.22倍。2001年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14.9元，而占10％的最低收入户为2802.8元，两者相差12312.1元，前者为后者的5.39倍。
最后，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角度考察，结果甚至比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更为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1990年占农村居民4.5％的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26元，而占22.6％的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3元，两者相差1717元，前者为后者的6.7倍。2001年占农村居民7.2％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为7424元，而占22％的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为801元，两者相差6623元，前者为后者的9.3倍。
还应注意：平均数之下还掩盖着更为严重的收入差距；巨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存在；如果说高低收入同步增长的相对不平等尚能忍受，那么相对于高收入群体过快增长的收入，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绝对不平等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
二、现阶段收入差距形成原因分析
在诸多影响和制约收入分配的因素中，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是最根本的因素，而导致收入差距的众多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一）市场机制的引入与公平和效率的目标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的公平是以牺牲相当程度的效率为代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是对公平的歪曲，仅仅是在贫穷的基础上实现了所谓的公平。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城镇，随着改革深化和结构调整，相当一部分居民下岗失业，收入减少甚至失去生活来源；在农村，随着农村经济非农化和市场化不断发展，农民的收入构成发生变化、差距扩大。这些都可以用制度变迁来解释，而在“效率优先”带来收入差距的情况下，我们完全不用把这种差距作为既定事实全盘接受。同提高效率一样，增进平等也是现代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政府可以并且应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和调节。
（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1990年以来，虽然城乡二元结构有所突破，但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农业在向市场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过程中因被索取太多而发展缓慢，农民也因为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导致收入增长幅度不断递减。直到今天，由于制度惯性和贫困的循环累积，加上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日益突出，农民的利益仍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非但造成农业发展缓慢、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更是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侵害着农民的利益。占总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存在而未能充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乃至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由来已久，这主要是由不同区域在自然资源、思想文化、人力资本、政策待遇以及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区域之间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如以人均GDP来衡量，1990年东部是中、西部的1.62倍和1.90倍，2002年则分别扩大到了2.08倍和2.63倍。同时，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1990年东部是中、西部的1.38倍和1.27倍，2002年则分别扩大到了1.43倍和1.40倍。
（四）行业垄断收入和非法收入的影响。行业垄断收入和非法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由于行政性行业垄断而造成的个别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一直都倍受关注，如电力、电信、金融以及自来水、燃气供应等行业的较高工资和收入水平，一直是人所共知的。
非法收入主要是指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违法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而取得的财物。据陈宗胜的研究，早在1988年，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基尼系数由0.2691上升到0.3888。在包含非法收入的全国基尼系数中，非法收入的影响占23.8％，其中以私营经济非法收入的影响最大。并且，非法收入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近年来不断被披露的有关贪污腐败、权力寻租案件来看，非法收入在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同时，还在继续加剧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三、现阶段有效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现阶段要按“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要求，有效地遏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除了对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以完善、加快经济发展，并规范由初次分配秩序、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还应当着重强调：
（一）强调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促进公平责任的回归。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收入差距也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改革放以来，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是把产出目标放在第一位，“兼顾公平”并没有很好地得以贯彻。单纯追求GDP增长最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收入分配中公平的价值理念。但收入分配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是中性的，收入差距过大不但会影响消费需求降低经济效率，还可能威胁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表明，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是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因此，应当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促进公平责任的回归，强化政府增进平等的职能。
（二）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初级形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运行仍然在对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起阻碍作用。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居民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员工之间，仍存在劳动用工形式和内容、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差异，这就导致就业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从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当前应以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目标，进一步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城乡、所有制和地区壁垒，同时以对劳动力（尤其是低收入者）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重点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下岗职工进入市场，改善就业状况，缩小收入差距。
（三）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立法之后、覆盖面过窄以及保障水平较低等缺陷。尤其是在城镇得到多方面保障的同时，农民除了有限的救灾济贫，在养老、医疗等方面仍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建立健全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共识。当前应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关注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其中又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最为突出。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构建更加完善的针对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逐步拓宽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从而有效地化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四）加强税收杠杆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已对个税费用扣除标准作出调整，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并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应按规定自行申报纳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了税收杠杆的收入调节功能，但为了使高收入者能够切实为缩小收入差距作出贡献，应该在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综合所得税，加强征管力度，将调节目标准确锁定为高收入群体。同时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应通过逐步调整改变东西部之间差距较大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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