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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过后，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的“雁行模式”开始逐渐走向破败。在这个模式破败的过程中，日本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有一种普遍看法，就是东亚已经进入了“中国时代”。
一、雁阵模式的理论构建
雁阵模式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产业发展理论。赤松要指出：日本的工业化是遵循着“雁行模式”发展的，即日本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国内资源与市场的制约，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向工业国输出消费性商品，从工业国输入工业设备，然后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替代性生产，以满足国内需要，并进一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上述过程绘成图像，犹如雁群列阵飞行，第一只雁是表示进口的浪潮，第二只雁是表示进口所引发的国内生产浪潮，第三只雁则是表示国内生产发展所促成的出口浪潮，这就是雁行模式的基本理论阐述。
赤松要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得到了日本及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学者的认同，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后来，一些经济学家用“雁行模式”理论来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处于中间，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尾随其后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依据这种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移和直接投资，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具备大量出口的能力。
可以看出，东亚国家与地区所形成的这种雁行分工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即是一种由底层向上一层高度依附的阶梯型分工。可以说，东亚国家与地区所形成的雁行分工模式与其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客观地说，“雁行模式”是一种不尽合理的垂直国际分工，但却带动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东亚各国经济相继起飞，从而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东亚奇迹”。
二、破败的根本原因
任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并发挥其作用的。而当特定的环境发生变化时，模式则会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东亚传统的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和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而后来这个前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雁行模式的发展有其两个不得不提的特殊时代因素，其一是七十年代恰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二就是此时东亚的地区大国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基本上与世界隔离的。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雁行模式”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东亚地区产业分工发生了新变化，打破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关于雁阵模式的破败，纵观各种理论，不难发现，尽管“雁行模式”的衰落有亚洲“四小龙”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带动了东亚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部分替代了日本在东亚产业分工中的作用，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欧美企业大举进入亚太地区，严重冲击了“雁行模式”等因素。但一种主流意见认为，日本因为经济衰退失去了领头雁的作用才是导致雁阵模式破败的主要原因。“雁行模式”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建立在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基础之上的。而日本为雁行分工模式的领头雁作用，主要在于培育、发展新兴优势产业，逐渐把成熟的、且在国内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向亚洲“四小龙”、中国、东盟转移，带动东亚各国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进入九十年代，日本GDP的实际增长率从八十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的增长率则从3％下降到l％。九十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八十年代的一半，仅为1.3％。在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年日本潜在竞争力排名第3位，但到了2000年时则排名降至第16位。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缺乏竞争力，长期难以走出经济泥潭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知道，“雁行模式”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保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HDI）良性互动，实现不同层次产业循环正常运转。“雁行模式”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国际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包括技术转移）两个主要链条的有机结合实现垂直型国际分工。要使雁阵不同层次产业循环得以正常运转，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领头雁”的国家必须始终保持高速而不能失去牵引动力。而致命的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政府对信息产业认识和政策的滞后性，以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产业转移处于停滞状态，“雁行模式”难以运作。
三、东亚即将跨入“中国时代”？
尽管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已大为减退，并且其经济发展前景不够明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规模上的“巨国效应”，正日益发挥更多的牵引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打乱了严格意义上的“雁行模式”分工排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有人说，在这个“后雁阵时代”里，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的能力，东亚已进入“中国时代”。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
1、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83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6494亿美元的26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之快令全球瞩目震惊。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保持每年7％至8％的高增长。加入WTO后，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开放、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据估算，在未来10年，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持GDP每年8％左右的增长速度。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分析，中国加入WTO可带来GDP5％的增长，也能够给日本带来0.5％的增长，给韩国带来0.6％的增长。
2、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市场。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国际跨国公司的滩头堡。1998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37.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933.7亿美元和英国的674.8亿美元。2000年中国总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08亿美元，较1999年的404亿美元有所增加；从中扣除从中国撤走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384亿美元，比1999年有所减少。超过400亿美元的吸引外资规模，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连续多年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
1、外资是把“双刃剑”。我们知道，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但利用外资这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的负面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就会进一步显露出来，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未来。2005年国家产业部发表数据说，占中国80％的中小企业，九成以上都没有申请专利。也就是说，缺乏创新，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仍是中国企业的普遍现状。从各方面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主要优势还是在于低廉的劳动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克鲁格曼1994年就曾指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投入的大量增加和资源的惊人浪费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率和知识提升的基础上。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因而只靠投入增加而没有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陷入收益递减的结局，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持久。另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在通过“雁行模式”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长期坚持发展对外贸易而限制外资进入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中，日本是以坚持“外贸主导型”而不是“外资主导型”的方式参与全球化，同样值得我们警醒和借鉴。
2、增长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经济连续25年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但是，在这一切利好的数字背后，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仍然很多。的确，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仍然是“高污染，高成本”的老路，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和资源巨大浪费的恶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今后的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竞争，而是更加着重于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国人均GDP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还处于较低水平。2004年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国际竞争力整体实力仅列第24位，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规模或综合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3、日本仍具有“领头雁”的实力。尽管10多年来经过了多次经济衰退，经济复苏面临重重障碍，但日本毕竟是世界第二大发达国家和东亚区域第一经济大国。战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使得日本具备了比较强的抗衰退能力，日本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日本的GDP占世界GDP15％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个人金融资产达到了GDP的2.6倍。欧盟2001年进行的一次产业开发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日本（27.4分）的产业开发能力居发达国家前列，仅次于美国（29分），把欧洲（17.9分）远远抛在后面。从进出口贸易额来看，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2000年日本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7.7％。其出口对象主要是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出口总额若加上亚洲之外的美国，超过了1000亿美元。据我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速保持在5％～7％，则中国到2050年经济规模才可以达到世界的16％，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将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但基于目前的发展水平，中国担当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
4、东亚地区“无形的手”——美国。在谈及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问题时，美国则是我们不能不提的因素。虽然美国不是东亚国家，但凭借超级大国的实力，以及多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苦心经营，美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上，美国是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国，东亚每年近四分之一的出口商品是流向美国的；在军事上，美国在东亚有多个军事基地，同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泰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与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有着特殊的安全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调整其全球及亚太战略，强化日美同盟体制，目的之一是制约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美国认为，在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国际棋局中，美国无须再在战略上求助于中国，而且认为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威胁”。因此，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它势必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并通过现有的机制影响和带动诸如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加强美日关系，并力图加强美国和韩国的同盟关系，这被认为美国是在以一种更为常见的均势路线来抗衡中国的崛起；通过形成均势的方法而非遏制政策来防止亚洲各国联合组成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集团。其目的将是确保东亚实力不太强大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不与亚洲大陆强国中国联合起来。面对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咄咄逼人，中国在东亚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面临更多更严峻的考验。
四、结语：10＋3才是近期东亚最佳选择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20年，是东亚群雁展翅飞翔的20年，但黄金的20年，对中国这只巨雁来说，却是“失去的20年”。迷途的巨雁总要返途，因为没有中国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东亚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巨雁一旦返途，雁阵的排列当然要重新洗牌。正如某些学者所说，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后‘雁行模式’”时代的到来实质上就是“中日两强”趋势的首次出现。其首要特征就在于东亚经济不再由一只领头雁来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但不论是“后雁行模式”还是“群马模式”，中日双方实力的对比始终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作为曾经的领头雁日本，是否对内能走出经济低迷，对外树立一个对历史负责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作为最有希望的接班领头雁，在20多年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是否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健康的发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国的崛起的确改变了“雁阵模式”，从长远看，中国也的确具备牵引东亚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就认为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上，已经完全跨入了“中国时代”，中国已经具备取代日本成为“领头雁”的话，时机尚不够成熟。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改变着亚洲雁阵的格局，但近期内中国尚未完全具备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能力。从中长期来看，在东亚地区合作中，中国应该同日本、东盟、韩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互相取长补短，以共同发展。因此，10＋3是目前东亚发展的最佳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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