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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规则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税收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框架自然也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具体表现为税收法治意识、税收法治规范和税收法治实施机制。我国在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正式约束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以法律、法规为主体，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相配套，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税法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但根源于历史传统、文化的非正式约束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其形成的滞后使得正式约束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法治行动与法治意识的转变必须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内涵及其分析的必要性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内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性，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正式约束的“先验”模式。我们可以将税收法治意识理解为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条件下，税收主体基于对自身的主体地位、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义务的正确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对税收、税法及税法现象的包括认识、态度、评价和信仰在内的主观意识。
税收法治意识的主体主要有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权力、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上述各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同理，税收法治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治意识”和“纳税法治意识”两个方面。从税收法治意识角度看，国家的税收涉及范围除了征与纳之外，还有一个对国家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方面，即用于公共支出方面的税收，因此税收法治意识还应包括国家的“用税法治意识”。
（二）税收法治意识是我国税收法治目标实现的观念根基。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在正式约束设立之前，人们主要靠非正式约束来维持相互的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约束也只是占整个约束机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由非正式规则来约束。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从法律运行的角度上看，任何法律的制定及执行、适用和遵守，都离不开一定法律意识的指导和支配。因此，分析税收法治意识在强调税收法治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和经济功能
（一）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税收法治意识是减少其他制度安排费用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税收法治意识的制度性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它是税收法治意识主体和税收环境达成的能够节约费用的一种“协议”，“好”的税收法治意识能够降低税收法治建设的成本，更有利于税收法治的实现。
2、它内在所含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会使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利益损失有所缩减。
3、当人们的意识形态与实际经验不一致时，他们就会用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的成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当个人因理性有限而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还想使成本尽量低时，人们便会借助于相关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经济功能。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拥有的意识形态的量越大，个人“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小；当个人越是认为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合乎情理的，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就会越少。税收法治意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功能：
1、税收法治意识可节约交易费用。通过培养人们的税收法治意识，使他们能正确的认识税收法治环境，它以世界观的形式来引导人们，从而使税收法治主体能够按照税收法律、法规来进行选择，准确把握自己的预期行为及效果。
2、成功的税收法治意识能有效地克服税收法治中“搭便车”问题。如果税收法治主体都能够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税收环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经济环境，即他们的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要与税收发生关系，使他们被一种自觉纳税意识所支配，那么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税法，从而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3、税收法治意识能够减少税收法治的实施费用。税收法治意识能有效的解决“以权代法”、“软政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带来的税收法治实施费用过高问题，有利于营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良好实施环境和条件。
三、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
（一）税收法治意识建立的制度变迁模型分析。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过程实质上对应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其中有两个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进的，其主要制约因素有：统治阶级的偏好及有效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和意识形态刚性等，国家通过努力虽可能降低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不能完全克服。
非正式制度变迁由个人来完成规则的变动和修改，而不用群体行动。开始，个别创新者也许会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而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压力。只有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比如价值观、道德、习惯等等。显然，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亦难以在一朝一日可完成，只有当税收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人心，制度变迁才会发生，税收法治意识才能真正建立。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规则的接受主要取决于其效益和成本分析。个人之所以接受新规则是因为新规则对自己有利。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超越潜在成本时，个人便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意识。可见，当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自觉建立税收法治意识时，个人便会努力接受税收法治意识。税收法治意识比税收法规有更难以变迁的趋势，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更为明显，即使有政府行为也不容易发生。
（二）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难以借鉴国际经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正式约束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来降低建立的成本。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约束尤其是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在国家间移植的。但是，一种非正式约束特别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和其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从历史层面上看，我国是一个长期缺乏法治环境的国度。在政治上，我国的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崇尚“君权至上”的人治思想。在经济上，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中华民族对自然的依赖及对权利和自由在文化上的疏远，社会治理呈现重人治、轻法治的倾向；从传统层面上看，建国以后长期奉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弱化了税收法制化倾向，而现时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制约着税收法治意识的发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在税收上看，就是依法治税。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和执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仍存在税收征管体制不健全及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等影响税法权威的因素。因此，在我国，非正式约束的可移植性较差，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难以借鉴国际经验。
（三）税收法治意识建立的对策建议。税收法治意识对于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税收法治意识的建立由于其特定原因而难以借鉴国际经验，又不适宜于实行强制性建立，所以我们选择税收法治意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将国民所认为的被迫税收行为转变为他们的自主行为，即将依法治税的观念根植于国民意识中，从而降低税收法治的成本，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1、深化税收法治宣传，加强国民的纳税法治意识。深化宣传内容，既要宣传办税的具体程序和实体法规定，又要加强对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构成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宣传，并结合具体案例，增强打击税收违法犯罪的威慑力；丰富宣传形式，增强宣传效果，努力创造被广大民众接受的宣传形式；注意宣传的持续性，正确处理税收阶段性宣传和日常宣传的关系，加大日常宣传的力度；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税收宣传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起依法治税的意识。
2、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强化税务机关的征税法治意识。目前，税务机关在税务执法上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究其原因，税务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应当通过开展执法人员的法治培训，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增强依法治税的自觉性。深化税收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机制，对违法失职的税务人员可依据公务员条例等法律予以惩罚。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和考核，加大过错追究力度，从而从机制上强化税务机关的征税法治意识。
3、规范政府部门行为，增强国家的用税法治意识。不仅要对税收法治意识进行正面的宣传，让各级政府部门懂得其根本的职能或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即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更要着手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纳税人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政府部门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和风尚。如此以来，纳税人会产生政府部门行为置于纳税人监督制约之下的强烈愿望，而政府部门也会由此产生一种较强的自我约束力量，从而使其用税法治意识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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