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
 |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21号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049879 |
|
|
| 经济/产业 |
中美纺织品贸易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发展。根据美国海关统计数据，1990年中美纺织品贸易额为36.1亿美元，2005年上升到227.7亿美元，是1990年的6.3倍。我国占美国纺织品进口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2.7%上升到2005年的25.1%。但是，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历程并不平坦，双方就纺织品配额问题展开过激烈而漫长的拉锯战。我国加入WTO后，美国通过配额限制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政策并没有变。2005年是ATC取消的第一年，美国频频对我国纺织品设限。根据中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国输美纺织品中有21大类产品、34个类别受到配额限制，约占美原设限类别总数144个的23.6%。业内有关人士从量化的角度对达成的中美纺织品协议进行分析，认为2006～2008年我国对美出口的纺织品将有45%以上是需要配额的。因此，研究美国对华实施纺织品配额的原因显得尤为重要。
一、实证研究回顾
只有少数学者对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作了实证研究，并且试图解释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
Caves用大约30个加拿大制造业的数据解释了1963年的关税税率。他认为关税结构是由行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决定的。那些生产分散、地域分布广、规模经济程度低、就业人数多、劳动——资本比率高的行业，由于掌握更多的选票而能获得较高的关税保护，而纺织品和服装行业是突出的例证。
Cline是第一个研究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保护的学者。他检验了美国SIC两位数编码的数据，以解释哪些部门会受到NTB保护。他得出结论，即使进口渗透率为0，纺织品和服装部门仍然会受到保护，这是由于他们的雇员占制造业雇员很大比例。
Susan B.Hester和David R.Barton从微观产品水平上估计了NTB保护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和以前的研究所得出的决定因素一致，以前的研究是在产业水平上得出的。进口渗透率、进口单位成本、进口数量增加的比例，以及进口价值影响了国内纺织进口政策的NTB保护水平。
二、假设模型
本研究中，我们在微观水平上估计2000～2005年美国对我国纺织品和服装采取配额限制的相关因素。本研究的最初构思来源于Susan B.Hester和David R.Barton提出的模型。
本文建立下面的方程：
QUO=f(CIP，IC，CR，APP，QUO(-1))
自变量定义如下：（1）CIP表示中国进口渗透率；（2）IC表示中国进口数量增长率；（3）CR表示中国与世界进口单位成本之比；（4）APP表示纤维和服装虚拟变量；（5）QUO(-1)表示上一年度是否有配额，有配额则取1，无配额则取0。
三、自变量描述
1、进口渗透率。进口渗透率是指一国市场中外国货品所占的比例，外国货品所占比例高，则外国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竞争力，相对而言则本国货品不具竞争力。
IP=产品（产业）进口值/产品（产业）国内需求值
大量研究说明，进口渗透率对于评价进口的影响有重要作用。进口渗透率通常被用来对国内产业所经历的进口竞争程度作近似估计。Cline发现，在决定一个部门是否受到进口保护时，进口渗透率是两个最好的解释变量的其中之一。Pugel和Walter发现进口渗透率影响了贸易立法的合作行为。Chappell和Cottle对262个四位数SICs编码数据得出结论，调整后的进口渗透率对价格——成本曲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短期政治经济模型认为，政府会同时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捐款最大化。但是政府为争取政治支持最大化，在某些或全部行业中，贸易政策最终会更注重生产者剩余。这样利益集团就通过提供政治捐助来影响政府决策。对于有效组织起来的行业，在进口渗透率低的部门贸易保护的水平会更高。另一个例子是Baldwin，在这个模型中，政府会追求选票最大化，政府的政策会受到游说议员的费用（例如选举捐款）、生产者最大化利润减去游说议员费用的影响。Baldwin最后认为在这个模型中，均衡关税也会更加关注生产者剩余。
本文所指的中国进口渗透率(CIP)定义为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某一类别的纺织品服装占美国国内对该类产品总需求的比例。本文希望在微观水平上检验进口渗透率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
2、进口数量变化率。进口数量变化率被用来测试市场扰乱的程度，这也是美国对我国纺织服装产品采取特保措施所考虑的因素。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ATC取消后的第一季度，我国对美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同比增长62%，其中部分产品增长幅度尤为惊人：全棉针织衬衣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200%以上；全棉裤子对美出口同比增幅超过1500%；内衣出口同比增幅也超过了300%。美国政府以一季度中国输往美国纺织品激增为由，宣布对中国七类纺织品进口增幅限制在7.5%以内。Pearson和Ellyne年研究了1970～1980年的时间段内11个国家的129个工业，他们发现纺织/服装/鞋类(ISIC32)部门的进口保护频率比平均进口保护频率更高，因此它们受到的市场扰乱也更大。他们还发现，这些部门受到的保护更加持久。
3、中国单位成本与世界单位成本的比值。中国产品的价格也是美国对我国纺织服装产品采取特保措施所考虑的因素。按照美国商务部2003年公布的程序，当申请对源自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进口采取保障措施时，需要提供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如何对国内产业产生不利影响的描述（如价格等）。本文用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单位成本与美国总进口的单位成本之比来表明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扰乱程度。
4、织物和服装虚拟变量。Deardorff和Stern注意到了服装业和纺织业的区别。他们研究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29个工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受保护程度上，服装业列第三位，而纺织业列第五位。几种因素说明服装产品会受到更多的保护。
首先是工资率。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服装业的产业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10.24美元。
其次是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相对于纺织产品来说，服装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投资增加使生产率提高，纺织业失去的大多数工作岗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Harri Ramcharran评估了纺织业的生产率和效率。结果显示，尽管存在失业，但是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并且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利润。而服装业工作岗位的减少可能与进口的增长有关。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1950～2000年美国纺织服装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稳定上升，但是服装工业的资本生产力下降了大约36%，而纺织工业却上升了一倍。
其他解释服装部门比纺织部门获得更多保护的因素是最终用途和地理分布。纺织服装业在美国算是较大的制造业了，虽然几乎所有50个州都有纺织纤维生产，但大约75%的纺织生产集中在东南部的8个州。生产集中使利益相同的纺织服装业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影响美国的外贸政策。Ray和Marvel发现，在美国，消费品比非消费品获得了更多非关税壁垒保护，这也是服装业获得更多保护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描述统计，例如产品类型的均值，来揭示服装业和非服装业的区别。虚拟变量（0，1）被用在“服装”和“非服装”中，如果该类别是服装，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5、上一年度是否有配额。Takacs对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申请“保障条款”成功的案例数目进行了时间序列的研究。他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变化的显著影响：当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设备利用率下降，进口渗透率提高，贸易收支恶化时，援用保障条款进行保护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此外，过去申请保护获得成功的概率越大，新的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也越高。
四、数据选取
本节的目的是研究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配额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我们只考虑了棉花、羊毛和人造纤维，没有考虑丝绸制品。这三种类型的纤维占2005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量的95.1%。12种主要产品分类是：3种纤维（棉花、羊毛和人造纤维）；4种织造类型：纱线、纤维、服装和其他。
本节使用了美国纺织品服装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检测了2000～2005年的66种类别的产品。一个类别被定义为一种服装/纺织产品，或出于控制进口的目的，几种相似的产品被归为一个类别。类别号码体系指明了纤维类型和产品类型。这66个类别的数目是：纱线5个；织物21个；服装39个；人造纤维及其制品1个。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纺织品服装办公室公布的数据，用到的所有类别的进口渗透率都是可得的。
五、研究结果
为了检测实施配额限制与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使用了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Logistic模型可用于分析一个分类应变量与一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它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用作影响因素分析，求出各协变量对应变量的比数比；第二是作为判别分析方法，来估计各种自变量组合条件下应变两个类别的发生概率。本文应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NagelkerkeR2为0.659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较强。进入方程的变量如表1。
1、变量CIP（中国进口渗透率）的系数为-0.133，Wald检验结果P=0.000，有统计学意义。系数为负数，比数比Exp(B)（OR值）为0.876，说明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后，进口渗透率增加1%，产品受到配额限制的可能性是原来的0.876倍。相应地，我们也可以说进口渗透率减少1%，产品受到配额限制的可能性是原来的1/0.876=1.14倍。显然，进口渗透率越低，受到配额限制的可能性越大。Grossman和Helpman认为，在进口渗透率低的部门贸易保护水平会更高，本文也从微观水平上支持了这一观点。
2、变量APP（服装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950，Wald检验结果P=0.037<0.05，是显著变量。其OR值为2.587，说明不考虑其他因素，服装类产品产品受到配额限制的可能性是非服装类的2.587倍。Caves认为，附加值高的产品受到的保护水平也更高。
3、QU（上一年是否有配额）是第一个进入模型的变量，说明相对于其他变量来说，它对解释应变量的贡献是最大的，因此也是最重要的自变量。它的OR值为97.387，意味着如果某类别的产品上一年度受到配额限制，那么下一年度受到配额限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后进入模型的是变量CR（中国与世界的单位成本比值）。它的系数为负数，比数OR值为0.384，说明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后，单位成本比值减少1%，产品受到配额限制的可能性是原来的2.6（1/0.384）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进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的世界平均价格相比，中国输美产品的价格越便宜，对该类产品设限的可能性越大。
4、对进口数量变化率的讨论。从表1中，我们发现进口数量变化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没有进入方程。Susan B.Hester和David R.Barton认为，虽然与其他变量相比，进口数量变化率不显著，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变量所给出的结论，因为“市场扰乱”是进口控制政策的制定者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表1所给出的结果与Susan B.Hester和David R.Barton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尽管进口数量变化率不显著，但它仍然能给我们可信的信息。
六、模型的局限性
这些可测量变量的一些数据局限性在于：（1）没有考虑其他进口控制措施的影响，如关税等。（2）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中美贸易逆差、美国经济景气状况等。（3）2005年ATC协议终止使当年中国的出口量急剧增长，同时受限产品的种类也显著减少。
七、结论
以前的研究采用多个行业的数据探讨贸易保护的原因。本文从微观产品水平上估计实施配额的决定因素，中国进口渗透率（-）、是否属于服装类别（+）、上一年度的配额（+），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进口单位成本比值（-）影响了美国纺织进口政策[（+）说明会增加保护，（-）则说明会降低保护]。研究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和以前的研究所得出的决定因素一致。■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