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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本刊文章/第322期/科技进步/正文

发布时间

2007/6/7

作者

□文/戴永辉

浏览次数

1973 次

科技发展中环境问题生态分析
  现代社会,宛如脱轨的火车,正以异常惊人的速度载着人们飞向那曾经被想成为可能的理想家园。这一下子不仅灌输了现代人新的欲望,而且也把现代人的胃口熔炼成无底的深渊。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使现代人心安理得,大言不惭,以至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对地球的无情破坏和掠夺。不仅如此,人们对于日益恶化的环境似乎有些视而不见了,以至于现代人存在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侥幸心理。
  一、环境生态问题的提出
  自环境临危伊始,我们的先哲们就不止一次明示过曾被舒适、敞亮、温馨、豪华的环境掩遮了视野的人心。苏东坡直言不讳:“今天下人知安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庄子一针见血:“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提出扰乱自然常道所带来的危害后果。《老子》第三十九章中也提到由于环境破坏使得河谷不能保持充盈,又难免要枯竭;万物不能保持生长,难免要灭绝等生态环境的担忧。但是,在农业文明的当时,虽然出现过楼兰古国消失和玛雅文明覆灭等由于破坏大自然的活动而导致的自然对人类的局部“报复”,但基本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类仍然生活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风光之中。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人类进入了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时代。近代科学技术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近代科技使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比地强大起来。人类的物质财富成指数倍增长,以前对自然的恐惧这一约束也得到空前的解放。但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痛苦,它在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打开了装有灾难和祸患的“潘多拉魔盒”。弗卡兰普在《转折点》中忧人的写到:“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是更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干扰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全球化趋势中,科技成了生态危机的加速器,艾德曾说:“虽然在低技术条件下,人类活动也会引起环境灾难,但现代高技术及广泛运用却极大地加速和加强了这一过程。”迄今,人类生存其中的生物圈与其所创造的且日益更新的“技术圈”之间已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于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问题频频发生,人类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威胁。于是,巴里•康芒纳得出结论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丁•皮卡德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污染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矛盾的尖锐冲突,科学的发展何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到如此白热化境地呢?
  二、环境生态问题的科技思想根源
  回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就会发现,环境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和无限制的应用,而这种应用又是人类在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论和科技观上的决定论两种观点共同支配下的结果。
  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一种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者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它把人看成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自然界及其存在物从人的道德关怀领域排除出去了,为了人的利益而不惜借用科技力量牺牲生态平衡与稳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环境灾难。
  从柏拉图“理念论”开始人类中心思想就踏上一条超越之路,成为人类中心论的开端。人类中心论的强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进行的,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类在取得了征服与统治自然理性的合理依据。笛卡儿则进行主客二分、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推出“我思”中心地位,一切存在物都成为我思对象,到这时,自我意识成了  主体,它标志着人类的主体理性从价值取向上升到哲学高度。如果说前面的人类中心观点还停留在理论中,那么,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使它从理性层面向操作层面成了现实。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最高立法者”,“主体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他声称只有理性的才应受到道德关怀,就动物而言,因不具有自我意识而仅仅是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至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被确立下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甚至整个宇宙。正如卡捷尔所言:“科学上每一个新的突破都进一步证明了人类能够征服自然,能够控制广阔无垠的自然环境。”人类中心主义使得人类越来越加深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取代了上帝成为一种万能的、无往不胜的神话。培根曾说:“在所有能为人类造福的财富中,我发觉没什么比改善人类生活的新技术、新贡献和新发现更伟大。”前苏联谢苗洛夫说:“科学为人类提供一种伟大的认识工具,它使人类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富裕和绝无仅有的平等。”贝特洛把未来科学看作是“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的保证。”因此,人类开始沉醉于科学技术已发生异化,科技决定论就形成了。
  在科技决定论科技观与人类中心论自然观联姻情况下,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不顾自然界的自身局限性,也不考虑伦理约束,片面强调“人是自然的主人”和“人类利用技术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洛克甚至声称:“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科学技术已沦为人类统治自然的工具。
  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和科技决定论对工业发展和运用起着错误导向的作用,是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世界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哲学根源,也正是在这两种观念支配下,人类正在演绎一场科技与自然关系的悲剧。
  三、树立新的科技发展下的生态文明观
  20世纪六十年代末从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为标志,人们开始从工业文明及经济增长的陶醉中惊醒,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入“生态困境”,对工业文明的传统道路走下来,人类文明将全面崩溃,人类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人们提出了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是对传统工业文明观的扬弃,它继承和发扬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抛弃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代之以现代的弱式人类中心论。美国哲学家诺顿提出的弱式人类中心论是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论,它区别于仅从人的感性偏好、感性意愿出发,满足人的眼前利益和需要出发的强式人类中心论。后现代主义者E•温格勒说:“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只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同时抛弃的还有科技观上的科技决定论,对科技施以生态关怀,因为科技决定论盛行的直接和间接结果是给环境到来沉重灾难。科技发展应当体现和满足生态关怀的要求越来越被人类所认识。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文明方式必须有一定技术实践方式做支撑。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只是技术的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型,因为我们不能将其绝对化、永恒化。新的生态文明需要以崭新的“生态技术”做基础。所谓“生态技术”是指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之上,非暴力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和谐性。生态技术的文明不仅遵循科学规律,也尊重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技术发明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对自然肆意巧取豪夺的“技术统治”手段,而是体现生态与人道价值的艺术创造。如果说,追求单一技术的低消耗,低排放还只是生态技术的较低层次的话,那么“技术生态”则是生态技术较高层次的追求。所谓“技术生态”不仅关注单一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更强调技术之间的一种生态和谐。在技术生态中,某一技术的废料成为另一种技术的原料,废物在技术生态系统内消化,而不是排放到自然环境之中,实现整个技术系统的低能耗、低排放,它更为经济合理,实效更好。
  总而言之,人类只有在观念上牢固树立科学技术的生态思想,在实践上发展生态科技、绿色科技,实现生态文明,才能彻底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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