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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在对当时的经济作了仔细而认真的考察分析后，对当时的经济规律进行了总结与提升，得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结论。
一、重视商业和商人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西方经济学认为，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司马迁也认为人一切活动的动因，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富求利。总之，“欲利”是商业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商业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农、虞、工、商各业分别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需求，并获得各自利益，这是社会经济的客观现象和规律。有社会分工就有交换、商品交换和商业，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商业和商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肯定经商求富的正当性。司马迁指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商人的存在及其经营活动不妨碍国计民生，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高度赞美富商大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给那些“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的富商大贾起了“素封之家”的雅号，把社会地位低下、正统思想中属五蠹之一的商人与皇家的贵族“封君”相媲美，赞赏有加。在司马迁所处的历史时代，如此赞美商人的求利活动，实在是不同凡俗；三是指出商业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认为，商业如同农业、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他认为农、工、商、虞四业皆为百姓“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四者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就不能停留在“原小则鲜”的简单再生产和小规模商品交换上，必须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商品流通，通过自由竞争决定贫富，让“巧者有馀，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四是反对官营商业。汉武帝时期，军事活动频繁，大兴土木，统治集团奢侈挥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汉武帝实施掠夺富商大贾的政策，官营盐铁、算缗、告缗、垄断市场，“与民争利”的结果导致国家敛财、官吏骄奢腐败、社会风气败坏、生产遭受破坏。对此，司马迁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官营商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是下下之策。
总之，司马迁从社会分工和商人、商业所起到的作用等方面论述了商业和商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商人和商业的重要性。
二、分析了货币的起源及货币的作用
司马迁分析了货币产生的时间，司马迁说：“（货币）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上）矣，靡得而记云。”高辛氏即帝喾，相传是尧的父亲。将货币的产生时间定在高辛氏以前很久，是把货币产生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他认为虞夏时期已经有了金、银、铜币：“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称金（黄）、银（白）、铜（赤）为金三品，始于司马迁，这说法一直流传至近代。
关于货币的作用方面，司马迁虽然没有集中论述，但在行文中多有表露。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等，将货币看成财富的象征；而“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中货币则具有价值尺度作用。
三、重视市场的作用
市场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在交换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生活需求日益增多，这就必然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司马迁在考察和分析了大量历史现象后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由于社会分工，使人们只能生产较为单一的生活资料，这就与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司马迁认为要使问题迎刃而解，必须通过市场，“商而通之”，以市场为桥梁，将生产、消费连接为一体。在消费方面，“农”生产的粮食，“虞”开发的山泽资源，“工”制成的生产、生活用具进入市场，各种物品应有尽有，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可以随意挑选自己所需或自己所喜爱的商品，以满足生产、生活所需；而在生产方面，销售者可以将市场中销售情况和需求情况，反馈回生产部门，使农虞工在消费需求刺激下，积极调整资金投向和生产资源、劳力资源的配给，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从而保障了产销两旺，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司马迁认为，商品流通有它自己的规律，政府不必强行规定商品的价格，司马迁引用了计然的话，“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是根据货物的数量来推测商品的价格，如果货物太贵，没有人买，必然要贱下去，导致货主不愿卖，不久价格就要升高。价格始终处于变动中，但是有规律可循，“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个思想和马克思的商品流通规律思想非常相似，只是司马迁没有直接使用流通规律这个名词而已。当然，《货殖列传》里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思想，比如他认为农业收成具有周期性，“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每六年丰收一次，每六年大旱一次，每十二年歉收一次。此外，还有经济预测思想，“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因为久旱之后必有大水，故必须准备船，久水之后必大旱，故必准备车。
司马迁重视市场作用，并对市场规律进行探索，这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是难能可贵的。
四、宏观经济中主张自由放任
商业以盈利为法则，顺其发展是上策，即所谓“善者因之”，用国家权力统制商业是不可取的。司马迁肯定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本能欲望，并以满足这种欲望为经济生活的目标，而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即国家的商业经济政策，应建立在自愿让渡、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上。主张在宏观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的思想。
根据当时的民风、民俗，司马迁提出了要顺乎自然，不予干预，按自然的经济规律办事的经济思想，并从三方面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首先，因为百姓已经“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认为这是一种‘俗之渐民久矣”的本能习惯。既然国家对民众的强行干预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就势采取善者因之”的做法，即顺应百姓的这种物质需求才是最上策。其次，既然东、西、南、北、中各处的商品、特产等物质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百姓们谣俗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自然就会“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难道还要靠国家发号施令，强行征召这样做才成吗？并主张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各有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然会各扬所长，以为互补，并制约经济活动畸形现象的产生，从而使各行各业健康地发展下去，根本用不着人为的指令和号召。
司马迁关于在宏观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的思想，与西方早期的重商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之前，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早期工业社会，这种思想的积极意义始终是主要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是位讲求实际、尊重事实的人。他治史的实录精神已为人们所普遍称道。他广游祖国各地，接触百姓，博闻广收，也了解群众生活。他在商品经济上的分析不仅能“入乎其内”，而且能达到较深的层次。在汉代商品经济大发展和第一个商品经济高峰的大背景下，对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大胆探索，给予后人以宝贵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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