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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经济业务层出不穷，使得一个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制度成为不可能，这也导致了会计选择的多样性。会计政策选择的存在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具有利弊两方面的性质。从有利的一方面来看，会计政策选择有利于建立与企业自身特点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增加企业的灵活性、协调经济矛盾、实现企业管理者的战略目标。但会计政策的选择也存在弊端，企业出于自身的目的，往往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调节企业利润及国家税收，造成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同时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一种表现，也是企业寻租行为的一种途径，如何规范企业管理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寻租，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一大难题。
一、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根源：基于企业理论视角分析
（一）企业外的机会主义导致产生企业内的机会主义。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质疑：既然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一切可以通过价格来引导，那么还要企业干什么？为什么企业“权威”会代替市场价格来指挥交易的进行？科斯指出，之所以通过企业这种组织来交易而不是通过市场来交易，是因为“通过建立企业而盈利的重要理由是利用价格机制要花费成本”。科斯的见解独到精辟，指出市场价格并不是无偿使用的，而是充满着许多“摩擦”。当市场上广泛存在着不确定性，并且由于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与企业比较起来，市场上的交易更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所以科斯认为，正是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市场交易可能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而企业的出现正是节约交易成本所需。
威廉姆森和克莱因把科斯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他们认为由于是资产的专用性，使得市场上的交易充满着机会主义，导致过高的交易费用。当资产专用性很强且交易频率很高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上，就越需要纵向一体化，通过长期契约和权威，就可以避免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
1932年在米恩斯和贝利出版《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他们揭示了企业内部并不是一个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描述的那样如同“铁板一块”的世界。当企业广泛的存在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所有者的利益与经营者的利益往往背道而驰。随着所有权的广泛扩散，他们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总是以经营者占优而告终。可以说，他们第一次揭示了企业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和目标冲突，企业和市场一样，也是一个充满机会主义的场所。如同我们回顾的那样，科斯认为企业是为了减少市场机会主义的一种装置；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个先天的事实。实际情况是，企业的出现，节约了市场上的机会主义而导致的交易费用，但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它把机会主义从市场带到了企业内部。
（二）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导致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从投入到企业里各要素的产权考察，人力资本的产权是最不清晰的。所有者资本和债权资本投入到企业的都可以用一定货币来表示，而人力资本投入企业的却是“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能力。普通职工投入企业的是一定重复性的劳动，其劳动一般是相对容易确定的。而作为掌握企业决策和经营大权的人力资本（即企业的管理者），由于其投入的不确定性，使他可以自由的控制自己的资本输出。在没有一定物质资产做抵押的情况下，债权资本等要素所有者不会也不敢相信人力资本的空头许诺。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物质资本首先投入到企业，再由物质资本选择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之初，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大多是合一的）。由于物质资本作为承担不确定性（亏损）的要素，社会选择的最终结果必定是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享有全部剩余。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确定性看，让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理想的选择，从物质资本承担了企业不确定性看，让物质资本拥有剩余索取权是最终选择。
但“企业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一种特殊合约。”笔者认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产权具有平等性，他们共同构成企业的产权主体。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现实中博弈的结果，既没有让物质资本独享剩余，也没有让人力资本独享剩余，实际情况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所取权。
在企业里，管理者索取剩余的实现方式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固定工资；二是奖金或红利。管理者的奖金与利润挂钩，具体数额是利润乘以一个约定的系数；三是管理期权。股票期权在西方被俗称为“金手铐”，它把管理者个人利益与企业未来业绩“捆绑”在一起，克服了利润激励的短期行为。股票期权计划已发展成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激励机制。由于股票期权是以长期激励为基础的剩余分享方式。利润是具体会计准则以及对会计准则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人为的计价程序的结果，而认股权取决于行权时股价的高低。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上，股价的变动与所报告的会计利润以及对企业各种会计信息的披露密切相关。所以管理者剩余索取权的大小与管理者对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紧密的连在一起。管理者对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直接影响会计利润和股价的高低，即影响管理者所分享的剩余。
由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我们可知，在企业里，管理者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产权边界异常模糊。而在这一模糊的公共领域，管理者在事实上拥有了“攫取”公共领域的权利。而这一权利主要是通过具体的会计政策选择来行使的。也就是说，管理者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进行“福利攫取”或者“租金耗费”的，所以和在公共领域行为主体所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样，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分享剩余的过程必然发生机会主义行为。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后果是导致外部性和租金耗散现象的发生，直接影响股东和其他相关者的利益。
二、寻租理论和会计政策选择
“租”或“经济租”，在古典经济学里原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当一个企业家成功地开发了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那么该企业就能享有高于其他企业的超额收入，这种创新活动称为“创租活动”或“寻利活动”。其他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竞相模仿后者的行为，这也属“寻利”范畴。寻利活动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表现，可以增进社会的福利。但是，若人们追求的是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其活动的性质就变成了“寻租”，因为它们实际上消耗了社会产出的资源，且相对于他们自己投入的“成本”而获取的盈利较高，但却与产出毫无关系。比如，一个企业家开拓了一个市场后，通过寻求政府的干预限制其他企业的加入竞争，以维护其独家垄断地位，确保他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企业家的这种行动，就是寻租行为。
寻租活动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负和博弈，具有负的外部效应，不仅不能增进社会福利，还阻止了社会从市场竞争中获益，同时消耗了社会经济资源。当制度从有序的市场转向直接的政治分配状况时，寻租活动就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出现，这时的租金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租金。从以上我们的分析可知，管理者对于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寻租，正是为了寻求这种制度租金。
以上是我们从规范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而公司管理人员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寻租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结果早已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弈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有关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蒋义宏、黄文峰等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广泛存在着如配股现象、微利现象和重亏现象。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逃避市场监管，实现于己有利的经济后果，都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都是进行会计寻租的表现。
综上所述，会计政策选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会计行为，是会计行为主体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维护既得经济利益，通过影响契约和政治成本对既得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而进行的一种寻租行为。
三、治理寻租性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可能建议
国内外很多学者提出，必须对这种会计寻租行为进行治理，优化企业会计行为。他们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制度创新，依靠会计制度的变迁，寻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平衡。市场经济其实质是一种契约经济，要消除在进行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寻租行为，必须靠不断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就意味着要不断界定和明晰产权，形成关于创新的激励机制，降低寻租等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产权都能明晰界定，有些寻租行为就不能采用这种治理手段来进行治理。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由于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形成管理者享有剩余索取权，而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和物质资本产权边界界定模糊，加上信息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形成管理者事实上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寻租。这种就不能用明晰界定产权的办法来治理寻租。即使能够明确界定产权，可能还是会由于事前签订、事后监督契约执行的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得不放弃。
笔者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契约这个层面上来。现实中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想要签订完全的契约也是不大可能的，企业契约不完全性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者对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享，而会计契约的不完全性表现在经营者拥有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已成为公共知识的会计规则和会计诚信决定会计契约能够自动签订，但会计契约在履行中往往出现矛盾和冲突（借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合法性攫取租金，由于租金数量的有限，必然导致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护租行为，从而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使会计契约的自动履行变得十分困难。原因在于显性契约能够强制履行，而隐性契约只能靠自动履行机制。契约各方在利益诱因下不可避免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常常阻碍了隐性契约的自动履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寻租正是会计诚信契约自动履行失败的结果。从会计契约的角度看，这种不违背会计准则的会计寻租行为是会计诚信契约自动履行失败的表现，是会计信息失真的结果，而不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因此，遏制这种异化会计行为的源头必须加强会计诚信契约的履约机制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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