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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是在收入分配恶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这种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强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对经济进行“早熟”的再分配，还会造成抑制经济增长的风险。
由此看来，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公平和效率在同一时期来看，似乎总是难以做到两全其美，即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社会公平。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长期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不可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这种不公平程度的过度会严重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无论从经济学中的新剑桥经济理论，还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从社会学来分析，都会达成共识。关键是如何把握经济增长的“成熟点”（针对刘易斯的“早熟”来说），进而可以作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方向的依据，以避免由收入分配的恶化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所处的状况并不是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偏重了公平而出现刘易斯所说的“早熟”的再分配，而是抑制收入分配恶化的力度不够而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下面将首先提出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引出我国收入分配过于恶化，而导致恶化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经济的增长；同时，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的恶化并没有带来经济学家们所分析的经济增长原因。由此推论出，我国现阶段应加大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我国的基尼系数本世纪初就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中科院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中，基于对714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其结论是：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最富的10%人口占财富的比重为45%，最穷的10%人口占财富的比重为1.4%。据他国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这也就意味我国收入差距偏大，且趋势将愈来愈严重。
(二)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长期以来，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1978年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7倍，2001年扩大到2.89倍，2004年达到3.21倍，且近三年来一直在3.2倍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达到6485.2元，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是不断增加的，但增加幅度是逐年下降的，而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论是从增加幅度上，还是从绝对数上，都远高于农村，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若再将城市中的各种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考虑进去，那么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三)收入分配不均体现在多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城乡差距，还表现为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职业差距上。如东中西三部发展不平衡、垄断性行业优于其他行业、高低收入层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等。这些现象均说明了，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其直接结果就是收入差距扩大。
二、我国分配状况恶化原因及其结果
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但是，这种不平等是否会像刘易斯在其二元经济理论中所说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呢？我认为不会吻合这一理论。因为“经济增长是在收入分配恶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有一定的前提。一是收入分配的恶化应当是促进资本的积累为前提，而这是建立在边际储蓄率递增，同时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的前提下；二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以使资源有效地流动和传导。
(一)垄断行业制度不完善，相应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如某些国家垄断部门限制个人资本的进入，使某些行业的利润十分高，对所有制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特殊的行业企业掌握着垄断性的权力和资源，它们与其他一般的行业企业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地位，所以能获得垄断高额利润。这主要存在于金融、电力、铁路、医疗等部门。还有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租设租，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垄断导致行业职工工资提高的现象，而在我国却出现了。可以看出，市场发育不完善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了工资的非市场化，工资率平均化难以实现。资本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行业和企业间利润率平均化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
（二）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同时并存。有些居民在生产要素方面占优势，因而取得了远远超过其劳动收入的过高收入。而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的不健全，加剧了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税收法规不完善和监管失灵，这使得部分企业和个人钻法律空子，因偷税漏税等而产生过高的收入，使得收入差距拉大，分配状况恶化。
（三）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的历史原因。城乡贫富差距相联系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如北京市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落后8年，即2004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7172元）相当于城镇居民199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813.11元）。
这些问题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恶化说明了，我国收入分配的恶化并不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了一些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资源、要素的传导机制还不灵敏、不健全。这不可能是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而这些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没有促进资本的有效积累。
三、我国目前存在着储蓄过剩和投资基金不足并存现象
如表1中的数据所示。（存差=存款总额-贷款总额；贷存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目前社会储蓄率水平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向投资转化的效果不佳。同时，当前我国居民的储蓄状况及其转化为投资的情况极其复杂，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主要有以下特点和问题：
（一）储蓄余额快速加大。据中央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折合人民币为14.71万亿元。其中，居民本币储蓄存款为14.11万亿元，约占96%；而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仅为743.8亿美元，约占4%。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基本概况是，2005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5年前的2.28倍，是10年前的近5倍，更是20年前的90倍之多。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
（二）人均存款不高。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4万亿元人民币，差不多是当年GDP的80%。据此，有人认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实在是过高了。的确，如果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这一比例的确是太高了。但我国居民人均储蓄不过1万余元，而且这差不多是他们全部金融资产的70%。而在美国，居民存款占其金融资产比重虽只有百分之十几，但其人均存款余额（含手持现金）却高达17554美元（2000年底的数据）。从这一人均指标比较来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显然并不是真的多了，相反却是太少了。
另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人口比例不足1/3的我国城镇居民，持有储蓄存款总额2/3以上的份额；相反，占有全国人口2/3以上的农村人口，却仅持有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这说明我国城乡储蓄存款分布结构严重不均衡。
（三）投资转化迟缓，渠道单一。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迟缓，效益低下的症结，集中表现在转化渠道的单一上，作为储蓄主体的居民部门的资金运用结构简单，60%以上是银行存款，1995年甚至达到92.12%。而证券投资平均低于12.6%，近几年略有提高。保险投资长时间徘徊在2%左右。作为与居民部门这种单一的融资结构相对应的企业部门，其资金来源总额中70～80%为银行贷款，而以证券方式筹集的资金大部分年份不到4%，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主要依据。
根据郭守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46个国家和地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多指标综合评价，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比较低，排在第40位。
可以看到，我国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现状让我们不敢盲目相信收入分配的恶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却更多地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发展。所以，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应积极的加大调节力度，而不是担心对早熟经济的干预而影响其经济的持续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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