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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FDI流入对于东道国工资效应的研究大都基于以下四个视角：（1）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工资差异研究；（2）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类型：绿地投资与并购投资的工资效应比较，以及外资企业并购东道国公司前后的工资变化研究；（3）FDI的进入对于内资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研究；（4）FDI对于东道国总体工资水平的影响。
大量研究结论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国内企业来说，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大抵有如下几种解释：（1）外企为了避免由于雇员流动到其他公司而造成技术或相关管理知识的外溢，因而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便留住雇员；（2）外资企业较之东道国企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3）其他因素。Sourafel Girma，David Greenaway和Katharine Wakelin对于外企支付高工资有两个解释：一是测算方法问题，主要是外企对于资本利用和工作时间没有作为因素加以考虑；二是由外企所有者性质所导致。表现为：一方面外企自身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效应而导致高生产力和高工资；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工会相对完善，有更好的讨价还价功能。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后工资效应中，鲜有文献研究绿地投资与并购的工资差异。但随着国际并购趋势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于东道国企业被并购前后的工资效应。Lipseyh和Sj holm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本土企业，其研究结果表明本土企业被外国公司并购以后，原公司员工平均工资大幅度增长。Rita Almeida指出，对于并购前后工资变化的研究应区分东道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葡萄牙，其国内企业被并购后工资变化并不明显；但印度尼西亚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被并购以后工资变化非常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总体工资效应并不仅仅体现在外资企业本身的工资有多高，更进一步表现在其对于当地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相对于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工资差异的大量研究而言，Grg以及Greenaway指出，就FDI对国内企业工资溢出的研究相对较少。所谓的“工资溢出”效应是指对于一个产业、一个地区或是某个地区内的产业而言，外商投资企业为工人提供的高工资对国内企业工人工资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工资溢出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有正的溢出，而有的为负的或影响较小。
国外学者针对不同国家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Feliciano和Lipsey证实了外资对于美国的国内工资存在正的溢出，但仅限于非制造部门。Driffield以及Girma在对英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后同样得出外资的工资溢出效应十分显著，但也仅针对于技术性工人。Karl Taylor以及Nigel Driffield根据英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即便是控制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技术和贸易后，仍然得出FDI的流入对于国内的工资溢出效应仍然很显著。Aitken等人通过测算行业和地区的外资企业就业比重与国内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就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工资溢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墨西哥外资份额比重较高，但其对国内工资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而在委内瑞拉外资对国内工资却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以上针对墨西哥、委内瑞拉以及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尽管三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都证实一点：生产率水平高的外资企业工资水平也较高。FDI流入与高工资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在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即便是在控制了规模、区位等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变量以后仍然得出外资的工资溢出效应仅存在于外资企业本身，而对于内资企业没有正的工资溢出效应。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一般认为，FDI通过为东道国带来熟练的技术，可以提高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但Yaohui Zhao的研究指出，即使FDI没有带来熟练偏向的技术，考虑到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流动成本高的特征，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也可能提高。Abert Park等人利用我国位于不同地区六个城市的家庭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工资不平等迅速增加的现象，他们将工资不平等归因为劳动力的特征以及地区差异，发现教育水平是工资不平等的最主要影响因素。Roger H.Gordon和David D.Li则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熟练工人流入外资企业的现象，而且外资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李雪辉、许罗丹的研究发现FDI通过提高当地熟练工人的工资可以提高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平。杨泽文、杨全发利用分行业、分地区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FDI对于各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工资水平均存在正效应。宣烨、赵曙东在H-O-S的理论框架下利用江苏为样本分析得出，FDI进入东道国以后能够提高FDI流入部门以及非FDI流入部门劳动力的工资。
然而迄今为止，相比国外现有的研究而言，国内学术界对于FDI流入的工资效应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具体细分行业的研究较少；另外，大多研究路径较为单一，仅偏向于研究FDI对东道国整体工资水平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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