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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的概念。他指的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并进一步指出当前的具体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海外净债务剧增，而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也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存在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我国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美国巨大的“双赤字”是一个久已存在的现象，国际经济组织也多次警告说这是世界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近年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主要靠亚洲国家的贸易盈余再输美来弥补。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继续增长，而且继续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超过1，75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48%。截止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5万亿美元。由于难以通过从美国更多地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因而继续购买有着大幅贬值风险的美国金融资产还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贸易摩擦加剧。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2007年国外对华反倾销发起案件593起。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仅2004年国外就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55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涉案金额12亿美元。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在持续发展，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也早已令我国出口企业不胜其烦，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已经崭露头角。就中美贸易摩擦而言，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摩擦集中在知识产权与市场准入等两大问题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上，行业大多集中在如纺织、家电、家具等制造业。近几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常常将经贸和政治、人权等问题相互联系。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个长期问题，并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进一步升级。未来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会集中于美国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中国想独立发展的一些产业，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经济安全，特别是技术安全的产业领域，知识产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首要问题，这些对于中美两国政府都是巨大的挑战。
（二）人民币升值及汇率制度改革。为平衡美中和欧中贸易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除了制造贸易摩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或长远目标，即维持美元和欧元的强势国际货币地位，以此巩固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势，使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遏制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在经过20世纪九十年代的高速增长后，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进入调整期，“双赤字”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元震荡走低。美国政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实行“口头上保持强势美元，行动上允许美元走弱”的政策。此时，深受日元持续升值之苦的日本实行抵制日元升值的政策；新崛起的欧元自2002年初至今对美元已升值30%左右，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必然会对经济正在崛起、人民币币值坚挺的中国施压，要求调整人民币汇率，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更多地承担世界经济调整和美元下跌的成本。与此同时，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与亚洲、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呈现出全方位增长的趋势，中国国内经济保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以此为支撑，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常常充当结算货币。按此趋势发展，以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人民币在亚洲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稳定上升。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必定要求人民币融入国际货币大家庭之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选择
（一）削减贸易顺差，加快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增长方式转变。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外汇储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顺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负面影响。所以，削减贸易顺差已成为各方的共识，至于如何削减仍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一些学者把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压力归咎于所谓的“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并且把解决外贸顺差过大的出路寄望于抑制出口上。沈丹阳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观点，其症结在于未能认识到我国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并非出口过快增长所致，而是由于“奖出限入”传统观念和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与相关政策所导致的进口增速滞后；未能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对外贸易“高出高进”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进出口“双超高”增长和高外贸依存度将成为常态；未能认识到解决外贸顺差持续扩大问题，需要更多地从扩大进口上寻求出路。本文认为，在“高出高进”的同时，首先，应加快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增长方式转变。积极运用税收、金融等手段调节出口商品结构，特别是加大高耗能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征税力度。在提高传统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同时，努力扩大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其次，要转变出口商品竞争方式。改变以往主要以价格取胜的策略，在把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同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与研发能力，树立自己的品牌，为实施技术取胜战略和品牌战略创造条件。另外，为了分散对外贸易中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应尽可能让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削减贸易顺差，加快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增长方式转变，对于缓解或解决贸易摩擦是有利的。同时，在贸易摩擦中，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我方的核心利益和尊严，尊重、保护国民关注我国国际经济利益的天赋权利。与此同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贸易摩擦本身就是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成就的体现，以免形成片面的“受害者”心理。应对贸易争端的关键并不是在既定的规则下解决已爆发的贸易争端，而是改进国际贸易规则，从源头上降低贸易摩擦风险。从事这项工作的策略可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定规则根据我国利益加以取舍，以及防止对方提出的不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得到通过，旨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提出并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旨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不完全等同。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后者则是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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