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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行存贷利差跨国比较
银行存贷利差通常用“净利差”和“毛利差”两种数据来衡量。“净利差”是指银行的净利息收入（总利息收入减去总利息支出）除以银行总资产或利息类资产，而一年期“毛利差”是指一年期平均贷款利率减去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银行并不能从所有的贷款中获取利息收入（因为存在不良贷款），而它需要给所有的存款支付利息，所以“净利差”低于“毛利差”。一般来讲，银行不良贷款率越高，“净利差”与“毛利差”的差距就越大。相对于“毛利差”而言，“净利差”更能反映银行提取呆坏账准备金、补充资本金，以及营利的能力。
数据表明，我国在1988～1995年间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2.1%）远远低于转型国家（包括中国、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和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6.4%），也远远低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6.2%）。事实上，我国在1988～1995年间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也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2.7%）。在1988～1995年间，美国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3.9%，匈牙利为4.7%，俄国为4.7%，波兰为6.1%，印度为4.0%，巴西为8.9%，阿根廷为7.3%，墨西哥为4.6%，秘鲁为6.5%，均显著或大幅度高于我国的2.1%。
1995～1999年间的情况与1988～1995年间的情况基本相似。1995～1999年间，转型国家（包括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和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5.6%，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6.6%，均远远高于我国主要银行在同时期的加权平均净利差（2.3%）。在1995～1999年间，美国的主要银行平均净利差为4.3%，匈牙利为4.9%，俄国为6.0%，波兰为6.8%，印度为3.5%，墨西哥为5.7%，而秘鲁为7.9%。
2003年主要工业国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在1.25～3.66%之间，拉美国家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一般在4%以上，转型国家（除中国外）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一般也在3%以上，而我国主要银行的加权平均净利差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左右，显著低于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水平。
同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一年期毛利差普遍高于发达国家。2003年主要工业国一年期毛利差在1.78～3.59%之间，拉美国家一年期毛利差在3.82～45.11%之间，转型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一年期毛利差在3.60～8.50%之间，而我国的一年期存贷款毛利差从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33%，显著低于拉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我国银行存贷利差分析
笔者认为，如果在现阶段的制度环境下：（1）我国各商业银行的存贷利率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2）各商业银行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有效的市场主体，那么我国银行的存贷利差会大于现在的水平。现在我国的过低的银行存贷利差是政府利率管制的结果，是银行缺乏恰当激励和定价能力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随着银行改革紧迫性的增强，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扩大银行存贷利差，保证我国银行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同时创造合理的资本回报，这样，我国的银行才能在市场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为银行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也为我国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做好准备。
为什么我国银行的存贷利差应该扩大呢？这可以从下列因素中找到答案：
1、银行的管理和经营状况。有研究表明，在美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净利差成正比，但在拉美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净利差没有明显关系。拉美国家的情况可能与其银行拨备不足有关，也可能与其银行业的“逆向选择”有关。正常的关系应该是像美国那样，银行不良贷款率与银行净利差成正比，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银行而言，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很高的。例如，根据各银行的年报，2003年花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美洲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8%，汇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8%，瑞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2%，而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3%，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9.1%，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1.2%。（注：我国银行的数据还不包括转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由于我国银行内部管理基础的薄弱和一些外部制度环境的因素，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难在一段时间内降得很低。换一个角度，相对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讲，我国的广义货币存量（M2）是很大的，这意味着银行贷款的边际收益率是比较低的，同时意味着一段时间内银行贷款的不良率会比较高。因此，我国银行的净利差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比较高的。
2、金融生态。有研究表明，除了银行本身的管理和经营状况外，外部制度因素（包括产权保护制度、法院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执行合同的难易和有效程度、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监管程度、政府的负责性和有效性、腐败的严重程度，以及经济自由的程度等）是解释各国银行净利差高低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国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越差，该国银行的净利差越高。外部制度因素是金融生态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银行而言，我国银行生存的制度环境并不是太好，甚至有些方面很不好。我国还缺乏一个有效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制度，银行的客户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抵债资产的冻结、接收和处置手续繁琐，税费高昂；银行不良贷款的回收受到法规不健全、司法不公、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方面的困扰，困难重重，等等。事实上，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04年的最新排名，在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经济自由度（包含对产权保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监管体系的透明度、执法能力和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排在第128位，属于经济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国银行借贷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上市公司披露规则的有效性还比较差，我国担保法的执行还面临很多问题，我国的银行依照贷款合同对抵押品进行收缴和处置的难度还很大，我国法律对骗贷行为还没有设立有效的罚则（贷款诈骗罪很难认定）。上述因素都意味着我国银行贷款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只有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才有可能防止银行亏本、拨备不足或资本金不足。所以，在我国，银行存贷利差应该是较高的。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美两国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和运营成本率来大致推断我国银行应有的最低利差。相对于美国银行而言，我国银行的最大优势是较低的运营成本率（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银行的运营成本率是低估的，实际水平会高一些），而我们最大的劣势是落后的制度环境和落后的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经估算，即使从很乐观的估计看，我们也大致需要提高银行存贷款年利差（毛利差）1.5～2.1个百分点，这样才能保证我国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同时创造合理的资本回报，降低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系统性风险，为我国银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创造条件，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也为我国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做好准备。
3、其他因素。影响一国存贷利差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该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研究表明，一国股票市场交易量越小，该国银行净利差越高；而一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相对于该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越低，该国银行的净利差也越高。这都表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企业的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的绝对规模和比例都是很低的，而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比例是很高的。例如，根据世界交易市场联合会和中国电子行业信息网的数据，2003年美国各股票市场总交易量为17.3万亿美元，其股票市场总市值相对于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195%，而我国各股票市场总交易量为3.3万亿人民币，我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相对于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15%。我国间接融资的比例远远高于直接融资的比例，意味着我国银行的净利差应该是比较高的，这样才能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供需平衡。
4、我国银行所特有的因素。除了上面谈到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我国银行所特有的因素。我国银行大多缺乏清晰的产权激励和产权约束，内部人控制和腐败严重，贷款过程中的行政干预较多，再加上银行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产生很强的资产扩张的倾向（贷款越多，腐败的机会越多），造成大量的不良贷款，而较低的贷款利率则助长了这种资产扩张的倾向。加大存贷利差有利于限制银行的低效率的（甚至是负效率的）资产扩张，限制不良贷款的增长。
从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历史形成看，很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存贷利差过低，不足以弥补贷款的风险，造成银行坏账拨备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不断积累，最后结果是国家买单不可避免，造成国家财政巨大的负担和通货膨胀的危险，也造成银行业的巨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国家买单以后，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从长期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进我国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和银行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银行运营的制度环境和银行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到位之前，我们必须制定合理的（即较高的）银行存贷利差，这样才能保证我国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减少不良贷款的积累，降低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系统性风险，防止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出现。
现在我国过低的银行存贷利差是政府利率管制的结果，是我们长期让银行业承担改革成本的结果，是“重工业，轻金融”和“重物质生产，轻金融”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在世界经济高度全球化和金融化的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会直接危及我国的金融和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安全。墨西哥、阿根廷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证明，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的不稳定会直接带来整个经济的不稳定，金融的危机会直接带来整个经济的危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中大量的不良贷款。国家已经两次拿出巨资来注入不良贷款最严重的国有独资银行，并帮助他们剥离不良贷款。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继续不合理地压低银行存贷利差，否则，我们的银行将仍然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弥补贷款的风险，从而会造成银行坏账拨备和资本金再次减少，不良贷款再次积累，造成银行业更大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严重危害我国的金融和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安全，加大大规模银行和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
三、经济周期、金融危机和银行存贷利差的关系
观察一国银行的存贷净利差，应该观察一个长周期中的变化和平均水平，而不能只看经济景气时的水平。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会直接影响一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影响该国银行的存贷净利差。当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往往大幅度上升，使银行的净利差大幅度下降，造成一部分（或大部分）银行的倒闭，使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一国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该国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是否有足够的积累（坏账准备）。
各国对付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银行风险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有些国家（如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的银行在经济景气时就保持较大的存贷净利差，从而能够积累足够的坏账准备和资本金，以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渡过难关；另一种是由于平时积累不够，有些国家（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银行通过衰退或危机后的很高的存贷净利差来弥补衰退或危机期间的损失。
上述第二种方法的成本是很高的。第一，由于平时积累不够，大量的银行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倒闭，使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为了防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面积倒闭，政府在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期间常常不得不出手救助濒临倒闭的银行，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或通货膨胀的危险，妨碍经济的正常复苏，同时增加银行业的道德风险。第三，衰退或危机后的很高的存贷净利差往往对经济的复苏产生抑制作用，增加经济复苏的难度，拉长衰退或危机对经济破坏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观察一国银行的存贷净利差，应该观察一个长周期中的变化和平均水平，而不能只看经济景气时的水平。现在有人说，我国四大国有控股银行近两年的年利润有好几百亿，似乎利差过高。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四大国有控股银行还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如果四大国有控股银行按照国际标准和审慎原则进行不良贷款拨备和补充资本金，他们的年利润不会有几百亿。第二，现在是经济很景气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景气时的银行利润而忘记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银行体系可能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经济景气时就保持较大的银行存贷净利差，使银行能够积累足够的坏账准备和资本金，以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时渡过难关，防止大规模银行和金融危机的出现。
在现阶段，我国银行存贷利差的大小取决于政治决策的力度。扩大存贷利差可能会触及某些利益团体的利益，但在国家的长期利益和某些利益团体的短期利益之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很清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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