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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目前，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更加认识到进行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韩国对东亚地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东亚地区只要中日韩三个国家能够组成货币联盟，然后逐渐将东亚其他国家融合进来是东亚货币合作最可行的途径。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新设想：既以中日韩合作为先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
一、东亚货币合作现状
1998年金融危机后，东亚货币合作问题被东亚各国政要所积极倡议，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果。
1、关于货币合作借鉴的理论。国外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建立在共同货币理论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六十年代产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东亚货币合作另一个研究较多的理论是货币危机理论，到现在为止，已有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东亚金融危机后，关于国际间政策协调的理论也引起了各国的重视。
2、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讨论。东亚货币合作的提议最先是在1989年APEC成立时提出来的，此后APEC成员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兴趣逐渐增强。后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了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目前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借鉴欧洲单一货币区模式和美洲的美元化（货币替代）模式。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货币合作应立足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循着先易后难、先次区域后大区域、先松散后紧密的原则，制定阶段性目标，然后在实践中推进。首先，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其次，可考虑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最后，逐步过渡到单一货币区。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韩国对东亚地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东亚地区只要中、日、韩三个国家能够组成货币联盟，然后逐渐将东亚其他国家融合进来是东亚货币合作最可行的途径。如果中、日、韩之间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货币联盟，那么其他国家来参与这个货币联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国际货币集团发展需要中日韩进行货币合作。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面对世界金融区域一体化和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和美元“二元化”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两种选择：或者依附于其他两个货币区，或者构建自己的货币区。依附于域外货币的汇率制度易于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出现地区性金融危机；构建自己的货币区则需要中日韩三国进行货币合作。
2、防范东亚区域货币危机需要中日韩合作。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放大效应”，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与之抗衡，需要各国进行货币合作。金融危机还具有传染效应，一国陷入危机，投资者对相邻的国家和地区的信心随之动摇。IMF不能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了防止东亚再发生金融危机，区域内国家的自身金融合作已经成为防范和化解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也需要中日韩三国进行货币合作。
3、中日韩货币合作具有巨大的利益。如果达到货币区域化的要求，有利于扩大贸易和投资，满足区域开发资金的要求，同时，还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整个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有效配置，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高效率。
中日韩货币金融合作还能给区域内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增加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维护地区安全等。
三、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部分国家深刻认识到在区域内进行货币合作、政策协调是防范金融危机、救助危机的有效手段。中日韩是东亚的主要国家，它们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并且比较可行的。
1、经济开放性较高。中日韩三国对外经济开放度很高，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一般以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从表1看，中日韩三国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表1）
中日韩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首先，从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来看，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中日韩区域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及区域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呈稳步增长的态势，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比重。从贸易集中度指数来看，剔除国别经济规模因素影响的贸易集中度指数在中日韩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互补性也使合作更为可行。
2、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目标的相似性越高，在应对经济冲击时金融合作各国的政策协调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日本近年经济形势好转，国内有关方面也建议采用0.5%～2.5%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自2003年初以来，日本经济开始复苏，2005年GDP增长达到2.0%，2006年1月份核心CPI增长达到0.5%，增幅创8年来最大，显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近10年通货紧缩困境。韩国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经济整体仍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运作方式，近年来GDP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中日韩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表明了三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显示了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表2）
3、制度基础的共性。从传统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韩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一点使其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合作体存在着明显差别。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种差别的背后还存在着基本的制度共性，即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日本法人资本主义，还是韩国的财阀资本主义，或是我国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性的共性是市场取向。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超越市场的制约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说，这是中日韩三国的最大共性。
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三国进行金融合作的制度基础。有了市场这一制度共性，在地缘结构中存在明显相关性的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合作上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共同的行为准则。这种共同的利益和行为准则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成为中、日、韩进行金融合作有效的制度基础。
四、以中日韩货币合作为先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操作对策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在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上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设想。2003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所有这些都表明，加快中日韩的合作将更有效地促进三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核心国地位的形成，并会极大地推动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
1、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基本思路。根据欧盟的成功经验，区域货币合作应该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的阶段。货币合作方面必须经历的阶段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区域货币共同基金——区域统一货币等阶段。
中日韩的货币合作应以“10+3”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切入点。《清迈协议》签订后，中日韩货币合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日韩三国已经分别相互缔结货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工作也在分别进行中。中日韩的货币合作应该在“10+3”框架下，推进三国之间的实质性合作，注重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共同推进金融合作，在加强功能性合作基础上逐步实现制度性合作。在制度性金融合作建设成熟条件下，实现区域内各国金融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建立区域汇率合作机制，以消除区域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最终达到区域各国金融货币的制度性合作，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
2、中日韩货币合作的措施。加强中日韩之间的货币合作，现阶段可以采取许多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加强微观层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主要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首先，加强各国商业银行之间合作，包括相互为对方提供有关本国企业的资信调查情况；银行间资金头寸的拆借；相互参与组建银团贷款；相互间贸易结算和信用担保；相互间清算支付系统对接等技术性合作。其次，加快中资银行进入日韩市场步伐。最后，加快资本市场的合作由初级合作向高层次迈进。资本市场的合作应该由人员培训、信息交流等基础层次向合资、直接参股、控股等高层次发展。
第二，完善“10+3”框架下的制度性合作。首先，完善日韩货币互换机制。通过协调中日韩宏观经济政策，使整体利益最大化。目前，中日、中韩、日韩之间已经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但还应尽快做出三边货币互换机制安排。其次，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和提供区域性救援基金，协调和管理危机救援行动。最后，建立中日韩清算支付体系，这样能保证三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非美元结算，也可以提高三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用率，还可以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
第三，建立汇率合作机制，创建区域货币单位。在制度性金融合作建设成熟条件下，实现中日韩金融政策的协调。首先，在现有汇率制度安排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各国逐渐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根据各国的特点，建立独立盯住货币篮子政策，以各国综合经济实力为权重建立货币篮子。其次，在盯住货币篮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区域内固定汇率制度，进而构建统一的汇率机制，缩小汇率波动的范围。然后，在建立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共同货币单位，并在区域内使用共同货币单位来结算。最后，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确定中日韩各国货币与东亚货币单位的（可调整）固定比价，确立中心汇率。在统一汇率机制的基础上，缩小区域内汇率波幅，最终将其固定在均衡汇率上。随着区域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考虑建立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发行统一的货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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