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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主要探讨在时间进程中，人与制度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低水平的制度均衡长期存在的现象。新农村建设过程具有制度变迁的属性，自然在某些方面受到路径依赖倾向的限制。由于传统社会的习俗传承，建国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惯性，以及渐进式改革留下的后继攻坚任务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条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方面存在着历史依赖性。甚至可以说，新农村建设在制度上的设计和实践，本身就是破解路径依赖的过程。
一、路径依赖现象及其诊断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条道路，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停滞不前。形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有制度重建成本、学习效应、网络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这些原因表明路径依赖现象是复杂的制度环境下每一个经济主体理性选择的共同结果，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行为模式是其背后的微观基础。人们的理性行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强化了初始制度的特征，塑造并在代际间传递了特定的制度知识，并最终形成意识形态、行为特征与制度变量之间的封闭式循环，增强了最初被适应的制度环境的稳定性。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特点，形成路径依赖的理性行为通常难以通过强制手段而纠正。通常，破除封闭式循环的方法要么是借助于新的外生诱因，要么指望演进式的扭转路径依赖过程。
由于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等变量不易衡量和统一分析，因此，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大多是隐性的。但是，从解决问题角度讲，首先要发现业已存在的或潜在的路径依赖现象，而后是探查具体的原因，找到破解以及防范路径依赖的思路。一般来说，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在理论上经常存在。但实际上常见的是原有的制度具有超稳定的特征，经济绩效长期处于平稳状态，特别是诸如利润与收入增长速度、分工组织方式等关键变量在时间进程中被复制而重复再现。从诊断意义上，某些制度现象、结果和矛盾被反复探讨，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不断被提出，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种情况下，现实或潜在路径依赖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迁过程，从统计资料与数据上可以间接判断，目前存在着人才、资金和组织等几个方面典型的路径依赖约束。它们在自我增强机制的具体原因上各有特征，有不同的制度锁入点。无论属于什么类型，这些现象都涉及到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并且表现为经济主体特定的行为模式上。
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锁入状态
农村家庭承包制在整体框架上满足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经济发展对制度设计的要求。承包制与尽可能占有生产要素的传统愿望和习俗相契合，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显著减少了计划经济模式下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搭便车现象。但是，承包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内生了分散的生产经营主体。与当初人口、土地资源和市场条件相适应，解决集体经济生产效率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简单而直接，本质上是以生产要素使用的平均主义代替生产分配的平均主义。由于生产资源的分割使用，农户个体生产活动的行为集和函数中几乎不涉及其他人的经济变量。独立、分散的经营行为虽然给农村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同时也导致市场半径狭小、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发达、分工形式简单等问题长期存在。
家庭承包制强化了乡村社会中的特殊主义传统，进一步使日常生产合作的习惯难以形成。契约观念养成上的缺失，增加了原本已经较高的交易费用，使乡村社会中借助于市场交易体系才能充分推进的分工发展比较缓慢。由于市场交易主体尚没有真正形成，集体经济的生产组织活动不得不长期交由村集体负担。但实际上，由少数个体代表的乡村组织在处理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上同样面临制度知识缺乏的约束，其组织集体生产的职能难以实现。反过来，为了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性，计划管理的职能自然强化，而行政指令对经济活动不适当的干预进一步削弱了农户对经济合作的预期和动机。克服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低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发达的现状，需要不断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程度，这要求具有市场知识和合作意识的农户作为微观基础。而在分散经营的现状下，制度知识的形成又反过来需要集体经济的发展。缓解集体经济发展的锁入状态，客观上要突破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行政部门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依赖性的现状。形成这种锁入局面的关键原因是集体经济合作的交易费用约束。目前状况下，变更土地分配关系以降低交易费用违背了家庭承包制的基本要求，甚至是向计划经济的反复；而缺乏合作和契约观念的意识形态特征将长期影响交易费用的高低。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运行机制，辅之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增强农户的自组织能力，将有利于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农户的扩展合作中走出对村集体的依赖。
三、农村人力资源储备的困境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转移一直是涉农问题的热点。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的途径，但是这个热点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农村人力资源的储备状况。理论上讲，农村现代化程度越高，它聚集高素质人口的能力越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不应是现代化的结果。何况一定数量和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基础。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将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经过十几年单向的劳动力转移，农村有价值的人力资源与外部环境基本上稳定的结合，人才外流成为常态。而外部人才向农村流动尚没有成为普遍与持续的现象，农村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与生产的关联性较弱，限制了新农村建设各项目标的实现。
劳动力转移是经济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其起因于个体发现了城乡劳动收入差异上的“比较利益”。农村劳动力在流动的过程中逐步感知了新的制度知识，在流动中收入水平逐步稳定，对改善收入水平形成稳定的预期，这些强化了劳动力流动的个体诱因，造成了劳动力外流的惯性。同时，原有农村的制度环境由于缺少有能力的经济主体的扰动而进一步稳固，农村人力资源培育制度并没有因为一定的制度需求压力而改进。正如制度变迁理论所示，诸如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具有示范效应和自我强化机制。劳动力转移中的渐进学习过程会产生示范效应、协作效应以及网络效应。个体在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反复“试错”中，其主观认知模式被信息反馈不断修正，群体特定的意识形态逐步形成。“QWERTY键盘之争”给予的启示是技术依赖可能会因为新技术强有力的冲击或者是创新利润的巨大差额而打破。对于农村有能力转移的劳动力个体而言，如果沿袭旧的行为模式，比如始终在农村之外寻找收入来源，其获得的是长期而稳定的收益；如果改变习惯，比如返乡务工或创业，其获得是未来不确定的收益，二者的高低比较决定了突破这一路径依赖现象的可能性大小。通常，只有当“新路径”的创新收入贴现后至少大于“旧习惯”的平均收入，理性的个体才会考虑选择新的行为方式。这意味着走出路径依赖困境的必要条件是，行为模式创新的收益要足够大，即在农村务工或务农的收入需提高到相当的程度（仅仅与在外劳动获得的收入相等是不够的）才具备了防止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条件。新农村建设伊始，启动农村人力资源培养的这一条件很难在短期内普遍实现。但是，在正式制度创新上把农村人力资源摆放到与土地等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初步尝试人力资本股权制等激励机制，有助于吸引个别人才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并且通过适当的示范作用而扭转群体的习惯性思维，缓解农村人力资源储备的困境。
四、财政支农的体制惯性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新农村建设进程启动效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新农村建设之前的农村社会发展让步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乡村社会采用粗放的治理方式，对乡村的政府管理一直具有宏观指导的性质和特征，很难做到因地制宜，这一问题在财政投入体制上表现的比较突出。目前，政府对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方式主要是沿袭了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即主要由上级政府确定投资规模并进行资金分配，对于投入采用直接的行政方式，对于资金使用状况的监督采用突击性、专项性检查等方式，形成了农村实际需要、投入效率、政府人员绩效考核三者关系上长期的惯性扭曲。
由于政府人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倚重于GDP、工业化水平等宏观指标，财政支农项目决策缺乏对微观层面效果的论证，财政投入的方向和规模经常与各地的实际需要不符。导致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乏力，不少地区在交通、服务以及市场体系方面一直欠缺。欠发达地区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本来就少，政府投入效果不理想加上税费改革等因素的作用，这些地区有关经济变量在政府决策函数中的敏感度逐步降低，追加投入的必要性减弱。由于支农投入实际效果没有进入政府对有关机构的评价体系中，投资决策失误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导致了越是贫困地区越是得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效的资金支持，路径依赖采取了“棘轮效应”的表现形式。面向总量平衡和生产力布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定位，以及从宏观上保障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政策倾向，已在政府人员的传承中形成了某种制度共识，这种关于制度的共同知识也具有学习和示范效应，甚至在上下级之间还具有网络协作的作用。在这种体制惯性中，与政府机构设置相适应的绩效考核机制催生了诸如注重形象工程、监督管理表面化等特定的意识形态。不适当的政绩激励产生了特定的利益集团，增加了新制度的重建成本，人际网络中的协作效应使得具体科学的支农决策难以实施。政府科层组织的单纯等级制、自上而下的指令方式与市场实际需要经常变化的约束不匹配，在现有的政府结构设置框架内难以内生适当的支农运行机制。克服财政投入体制的惯性，在组织结构上，需要外生专门的机构负责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决策和实施，在行政制度改革上采用“增量”的方式突破制度重建成本的约束。同时，需要重新设计政府工作绩效考核方式，增加农村社会中微观的、具体的以及长期性的指标，加大财政使用效率评价体系中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权重，以适当的制度引导作为理性主体的政府工作人员转变行为方式和意识习惯。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2007年度青年科研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变迁问题研究”（ACKYQ0718）的阶段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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