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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是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进行变迁，一方面受需求因素的影响，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约、价格的相对变动、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供给主体、制度环境等供给因素也影响制度的变迁。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必然发生变迁。
关键词：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需求；供给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迁需求分析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拓展、经营管理复杂性的增大，家族企业对规模经济、管理分工的要求将愈来愈强烈，当传统的企业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时，当外部收益无法在现有制度安排中变为利润时，变迁主体便产生了对新制度安排的需要。具体说来，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存在的如下安排方式，无法实现相应的外部利润。
（一）由规模经济引起的收益。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1）增加投入，采用高科技生产方式，产生高的收益率；（2）采用大规模生产也会使固定成本分摊在更大量的产品中，从而降低成本，获得收益。但规模的扩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现有制度安排的影响。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单位成本最低）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出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各个社会主体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使中国家族企业在企业的外部产权结构上呈现出了近年来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大为增加，而且在核准制实行后，家族企业又掀起了上市的狂潮。
（二）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和激励机制的效用。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使市场各方的利益因此而发生变化，出于对每个权益明晰保障必然要求相应的产权变化。现代企业中由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企业的资本结构与成本结构发生向人力资本方面倾斜，纯粹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已显示出其局限；另一方面怎样以最小代理成本实现委托方的最大利益或者最低的监督成本或让代理方持续稳定实现委托方的意愿是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激励机制的一个核心，而目前有效的方案则是由传统的单元私有产权变为多元的产权，从而保证稀缺要素的充分使用，保证委托方的利益和代理方利益的一致实现。这一切都要求传统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向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变迁。
（三）交易费用的节约。由于产权界定本身也需付出交易费用，所以当界定产权所付出的交易费用大于产权界定后所节省的交易费用时，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也有其存在的必然，也不失为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方式。例如，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挂靠集体或国有等公有制经济，虽然这种产权不清增加了交易费用，但如果企业要进行产权界定，将失去各种政策优惠，而且也可能引发纠纷。因而，许多家族企业宁可不摘“帽子”。但当界定产权付出的交易费用小于产权界定后所降低的交易费用，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本能将驱使其不断界定产权。随着国家对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政策的放开，家族企业摘“帽子”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其界定产权的费用大大下降，许多家族企业纷纷脱离原挂靠单位；当家族成员间产权不清所造成的交易费用随着成员间利益矛盾、意见不合而急剧上升时，产权在自然人之间做出界定的要求就提出来了，也因此导致了家族企业的分家现象。
（四）由专业化分工形成的收益。斯密是最早系统论述分工合作的比较优势所产生的收益。实际上，不仅生产中的分工合作会产生比较优势，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分工同样会产生比较优势，而且也正是由于生产的专业化导致了管理的专业化。钱德勒通过对美国企业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钱德勒还分别考察了商业、金融保险业、运输业的专业化，指出：正是这些行业中的专业化导致了管理上的专业化。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拓展，不仅企业内部的分工更为细化，而且也相应要求企业管理上聘用大量、更专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实行管理分工。我国一些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涉足领域的扩展，家族企业主个人的管理素质已经无法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面临着管理瓶颈的制约。如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限分开，聘用管理专家管理企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限制，甚至导致企业的衰亡与破灭。
二、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迁供给分析
家族企业虽表现出某些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或虽试图做出制度上的改变，但阻碍重重。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供给由于受到供给主体偏好、能力的制约，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限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产权制度变迁供给严重滞后与不足。具体说来，影响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供给的主要因素有：
（一）变迁供给主体制约
1、变迁供给主体对变迁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在制度变迁供给过程中，不同个体的变迁供给权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处于层次结构较高位置的个人比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人拥有更大的制度供给权重。例如，公司总经理可以提供影响全公司的各项制度安排，政府部长对于制度供给的能力也远大于部内职员。所以，在分析制度变迁的供给时，变迁供给主体一般被认为是主要决策者。当然，主要决策者在进行预期时，也要考虑到其他成员对新制度的态度。一般而言，在分析制度变迁供给时，主要决策者的个人成本与收益预期将决定变迁供给的意愿。在家族企业中，产权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自然就是家族企业主或其他影响企业决策的家族成员，家族企业主或家族主要成员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将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虽然由于各种外部利润的诱致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变迁有利可图，但家族企业主，从企业制度变迁中获得的收益，往往被由于害怕失去企业的控制所抵消，致使企业产权的变迁迟缓。
2、制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正像现有科学知识积累影响技术创新的成本一样，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积累也影响制度变化的创新可能性。对产权制度知识和有关制度安排知识的积累，将有利于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而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将是制度变迁的障碍。中国家族企业主的平均学历水平较低，对现代企业产权、股份公司、证券市场等知识知之甚少，使家族企业主虽有变迁供给的意愿，却没有供给的能力。因而，企业家不仅受到现有制度选择的制约，而且在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具有不完全的知识。因此，即使目标是与生产率的增进一致的，也不能保证这一目标就能实现，无法预期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二）变迁供给制度环境约束
1、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所积累的最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在一种文化传统中进行的制度变迁，会由于这种文化传统中与新制度安排相一致的观念，而降低变迁的成本；也会由于文化传统中与新制度安排向背的理念，而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相传了几千年，这个巨大而深厚的制度存量是任何制度变迁都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尤其是，“从那个最深厚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的，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深受“家”文化影响的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中，文化传统的影响就更不可忽视了。“家”文化几乎渗透到家族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资金来源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任用家族成员；企业传承的子承父业，等等。家族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帮助有利于企业初期的创业。当企业的发展超越了家族成员管理能力的限度，这种“家”文化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外来人员的引进，阻碍了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
2、法律、法规、政策对制度变迁的制约。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产权进行界定和保护，从而形成了人们稳定的预期，节省交易成本，相应降低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例如，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对私营产权的地位和作用以国家大法的形式予以承认，使私营企业产权得到了保护，企业在进行制度变迁时，有了法律的依据而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空间大大扩展了。但法律、法规不完善对家族企业的制约、束缚仍然很多。不管什么时候，现存的法律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因为法律、法规影响着制度变迁的选择范围。
3、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社会制度结构是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的，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是嵌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它与其他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一项制度安排的发生与否，不能单单考虑这一制度安排本身，它还受到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要与整个市场制度相联系。不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进外部管理人才，还是吸引外部资金，由单一所有权结构转变为多元化所有权结构，都离不开外部市场制度。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各项市场制度安排，如经理市场、资本市场等还不成熟，一定程度加大了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
三、中国民营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
当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约、价格的相对变动、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变迁需求是一种集体需求、社会需求，由变迁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决定，当社会净收益大于零时，便产生了对新制度的需求。虽然现有制度框架下的成员对新制度的预期损益不同，获得的预期利益大小也不同。但所有成员获得的总收益将大于付出的总成本。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仅仅从诱致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分析是不够的。因为制度变迁的实际发生往往取决于变迁主体的供给意愿与供给能力。变迁主体的变迁意愿由供给主体的个人成本与个人收益决定，变迁能力则受其自身知识、能力的限制。不仅如此，法律、文化传统、相关制度安排还影响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因而也影响了制度变迁的供给。一般来说，制度变迁需求的产生往往先于新制度供给的形成，此时的制度变迁需求仅是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一种潜在状态。只有当变迁供给主体的个人收益大于个人成本，才能产生变迁动机，同时又有变迁制度的能力，制度的实际变迁才能发生。因此，制度变革与其说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取决于制度供给。制度安排的变迁是在变迁需求与变迁供给综合作用下的一个动态、连续的发展过程，它受制于现有制度存量的约束，最初阶段的制度安排是相续几个阶段制度安排的起点或组成部分。由于某些安排创新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制度安排上，那么，这些基本的安排存在与否将影响到第二层次的安排，这也就是所谓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将制约着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选择，存在原有制度安排的自我强化的机制。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而，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原有制度存量制约了制度的变迁时，制度变迁供给不足、供给时滞，甚至变迁走上事与愿违的道路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路径依赖”固然重要，但制度变迁的供给并不是对“路径依赖”的消极适应。制度本身虽然存在着惯性，但在外部利润的诱致下，通过变迁供给主体的个人试验（即个别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创造性革新）以及通过学习和模仿向全社会普及；国家的介入和政府对于革新、学习及模仿的协调；通过和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接触来促进革新、学习和模仿，才导致一项制度变迁冲破变迁约束而得以发生，可能使一种制度发生有利方向的变迁。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厚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科斯，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3］钱德勒.看得见的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4］V•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王诚，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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