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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利用外资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走出去”政策的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利用东道国（地区）的区位优势。研究投资发展周期规律时，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以邓宁IDP理论实证表明：我国处于投资发展第二阶段的后期，正在向第三阶段初期发展。本文综合和扩展了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阶段；投资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5，616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7.8%，是2002年的4.13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0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由2002年的第五位上升至第三位，2005年和2006年继续稳居第三。与此同时，2002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我国对外投资飞速发展。但是，无论是数量还是结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贸易大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走出去”战略的鼓励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以及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变化都是值得再次思考的问题。
一、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回顾
20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IDP）。该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纳入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来考察，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都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系统性相关。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成四个阶段（之后邓宁又提出了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美元以下，这一阶段为经济发展的初期，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吸引外资，更谈不上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之间，本国吸引外资略有增加，而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在较低水平，因为对外投资所要求的“公司特定资产”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寻求市场及技术型的外国对本国直接投资量增加，因此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加。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4，750美元，该国在之前几个阶段吸引外资的绝对成本优势已经逐步丧失，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该国转化为净对外投资国。处于第五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虽然为正，但绝对值呈现减少趋势，该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主要发达国家间的交叉投资。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到，该图形1～4阶段是J形曲线，3～5阶段是反J形曲线。J形曲线表明净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反J形曲线则体现了净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图1）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也应用IDP理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了实证检验。如高敏雪、李颖俊利用1995～2001年的人均GDP数据所做的回归检验，该检验使用的是PPP（购买力平价）数据，在验证中国的具体情况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处于IDP中的第三阶段，回归所得的结果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第二阶段，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滞后的基本结论；薛求知、朱吉庆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实际水平和理论预期的偏离；而邱立成、于李娜选取1982～2002年共21年的数据分析认为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并不是中国企业大举“走出去”的最好时机。纵观国内文献，目前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仍存在一定争议，而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格局重新审视，以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发展。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IDP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IDP理论假定，在投资发展周期的前四个阶段（或者后三个阶段），一国的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人均国民收入服从J曲线（或者反J曲线）分布，鉴于此曲线形状，所以模型采用二次函数的形式。并且，邓宁1986年提出，无论是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还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都指相对数，因此本文采用人均GNP以及人均NFDI数据。采用经典OLS计量回归方法，选取PGNP和PGNP2为自变量，建立的二阶非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PNFDI＝?琢■＋?琢■■＋?琢■■＋?着
本文采用1985～2007年共2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原因是考虑到我国企业自主性对外直接投资兴起于1985年，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PNFDI=（OFDI-IFDI）/人口数（OFDI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IFDI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NP=GNP/人口数，GNP的计算是采用GNP相对于相应年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而得。（表1）
2、回归结果分析（表2）
回归结果显示，F值的P值小于0.001，显著性极强；可决系数R■=0.935，调整后的R■=0.928，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当高，PGNP、PGNP■系数T统计非常显著，显示我国人均GNP很好地解释了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从系数的符号来看，两个变量符合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J曲线”的假设，即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1～4阶段之间。显然，IDP理论的J曲线假设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与证实。
从人均GNP来看，我国从1994～2005年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2005年人均GNP达到1，878.42美元，说明我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在2006年和2007年人均GNP超过了2，000美元，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朝第三阶段迈进，符合本文的实证结果。
从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来看，我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负数，说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小于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额；并且，这个负值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增大，符合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的理论，说明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低于外商直接投资速度。（图2）
结合表1分析，1985～1991年期间，由于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较小，所以净对外直接投资自然也很小，净对外直接投资在－50亿美元以内，且变化幅度较小；而1992年以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都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幅度较大，由1992年的70.08亿美元变化至1998年的427.63亿美元，这也体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政府政策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鼓励；虽然1999年有所下降，但是2000年开始回升直至2007年的522.70亿美元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因此，从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变化趋势分析，我国1991年前经历了投资发展的第一阶段，1992以后处于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
三、结论与建议
由本文对于IDP投资发展阶段的中国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走出去”战略的鼓励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展仍不成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三个世界主要的避税地，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投资少，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失去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自然、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的机会，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除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外的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国目前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较少。
我国正处于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逐渐从偶发性投资转变为经常性较大规模的投资，因此需要更好地激发我国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充分利用东道国（地区）的区位优势，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同时，国际化分工将世界经济连成一体，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我国企业来说也是资源、结构重组调整的关键时期，确保国内需求固然重要，但是拥有国际竞争力才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也就需要政府鼓励地方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价值链上发挥作用，增强其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灵活性，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使我国企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成长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Dunning，J.H.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Revisited[J].Weltwirtschaf tliches Archiv，1986.122.4.
[2]Dunning J.H，Kim C.S.and Lin J.D.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Taiwa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1.29.2.
[3]高敏雪，李颖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J].管理世界，2004.1.
[4]邱立成，于李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版），2005.2.
[5]薛求知，朱吉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J].经济学研究，20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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